第一種觀點認為，《民法通則》與《繼承法》規定的20年期間均屬最長訴訟時效期間，但兩者在適用范圍、期間的起算和法律后果等方面均存不同。前者普遍適用于對民事權利保護的請求，后者僅適用于繼承權糾紛提起的訴訟;前者訴訟時效期間自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計算，后者訴訟時效期間從繼承開始之日起計算;前者適用延長規定，后者不適用延長規定;前者發生勝訴權消滅的法律后果，后者發生起訴權消滅的法律后果。(注：參見王*明等著：《民法新論》，中國**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564頁。)

第二種觀點認為，《民法通則》與《繼承法》規定的20年期間均屬除斥期間。理由是：首先，《民法通則》規定20年期間的目的，是為了彌補適用訴訟時效可能出現的問題，即訴訟時效期間可能因權利人不知權利被侵害而拖得過久，以致于影響法律關系的穩定，故有規定不變期間予以限制的必要。由此可見，規定該期間的目的并不在于保護權利人的權利;其次，《民法通則》的規定是不適用中止、中斷的規定，盡管可延長，但從條文本意來看，人民法院有權延長的期間并不包括限制訴訟時效的20年固定期間，否則該規定就失去了意義。因此，其與訴訟時效制度的規定有別;再次，《民法通則》與《繼承法》規定的期間均是從當事人的權利客觀上發生時起計算，而不是像訴訟時效期間那樣，從權利人主觀上知道或應當知道其權利可行使時起計算。但他們同時也指出，《民法通則》的規定在措辭上不甚妥當，用“人民法院不予保護”的表述，易使人誤認為該期間是訴訟時效。(注：參見佟-柔主編：《中國民法學?民法總則》，中國**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頁。)

第三種觀點認為，《民法通則》與《繼承法》中規定的20年期間，在起算點和產生的法律效力等方面存有差異，故《民法通則》規定的20年期間，屬訴訟時效期間的規定，而《繼承法》規定的20年期間，屬除斥期間的規定。(注：參見王*明等著：《民法新論》，中國**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564頁。)

第四種觀點認為，《民法通則》規定的20年期間既不是除斥期間，也不是訴訟時效期間，而是關于權利的最長保護期限。理由是，20年期間不是權利的存續期間，而是權利的保護期間，與除斥期間的旨趣不同。20年期間屆滿后，義務人自愿履行的，權利人有權接受履行，并不構成不當得利。而且除斥期間一般較短，以20年期間為除斥期間未免違背除斥期間的性質。同時因其不適用中止、中斷等訴訟時效的規定，且期間的起算點也與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點不同，故也不能將此作為訴訟時效期間。法律設定最長權利保護期限的目的，在于克服訴訟時效制度可能導致的無期限保護權利的缺點。(注：參見彭*林主編：《民法學》，中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頁。)

以上觀點充分地意識到我國《民法通則》和《繼承法》規定20年期間的特殊性，也力求根據相關民法原理對此定性，但似乎均難以駁倒相反觀點。本文認為，《民法通則》規定20年期間的性質，兼有訴訟時效期間和除斥期間兩方面的特點，應理-解為權利人主張權利的最長期限，其目的在于補充訴訟時效期間的不足。

首先，從規定訴訟時效期間和除斥期間的原理分析，難以得出《民法通則》規定的20年期間，性質上就是訴訟時效期間或除斥期間的結論。我們知道，訴訟時效期間和除斥期間都是民法上關于時間的規定，其共同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穩定民事法律關系。這是因為民事法律關系紛繁復雜，千變萬化，僅用單一的期間制度難以約束，也無法包攬無遺。譬如，訴訟時效制度既不能適用所有的民事法律關系(如形成權等就不能作為訴訟時效的客體)，又因可以中止和中斷而難以解決某種民事法律關系處于久懸不決狀態的問題。因此，各國民事立法中通常均在規定訴訟時效期間的同時，另定除斥期間以補訴訟時效期間之不足。只不過法律關于除斥期間的規定一般是散見于各相關條文中，而不像訴訟時效制度那樣有統一的規定。在民法理論界眾多學者認為，訴訟時效期間和除斥期間在價值定位、適用范圍和客體、期間的彈性和起算點等方面均有不同。

根據我國《民法通則》規定，20年期間是自權利被侵犯之日起算，且不適用中止、中斷，即該期間是自權利客觀上發生之日起算，而非在權利人可以行使權利而不行使時起算，并且該期間為不變期間，不會因期間的中止或中斷而有所延展。可見，在期間的不變和起算點上，其同于除斥期間而有別于訴訟時效期間。但我們也不能以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將它斷然地歸為除斥期間。因為《民法通則》規定的20年期間屆滿，最終消滅的是勝訴權，不是實體權利。而且，民法中對于除斥期間的規定相對而言均較短，否則就與立法本意不符，難以達到穩定民事法律關系的目的。所以，在期間的長短和產生的法律效果方面，20年期間的規定又同于訴訟時效期間而有別于除斥期間。鑒于此，我們可以得出初步的結論，即法律確定一定的時間作為權利的保護期間，并非只有訴訟時效期間和除斥期間兩種。

至于《繼承法》規定的20年期間，盡管在內容表述上與《民法通則》有所區別，但應無質的差異。在起算點方面，繼承法規定是從繼承開始時起算，即反映其是以權利客觀上的發生為起算點;在法律效力方面，繼承法規定“超過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訴訟”，不少學者認為該條本意應是超過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注：參見佟-柔主編：《中國民法學?民法總則》，中國**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頁。)這是因為其是否有延長的可能，只有經受理后才能明了，由此說明不讓當事人享有起訴權是難以成立的。退而言之，即使是起訴權消滅，也并不意味著當事人的實體權利已不復存在。

其次，從法律規定期間的類別分析，最長權利保護期間的觀點與訴訟時效期間有同語反復之嫌。眾所周知，法律賦予期間具有法律意義，并針對不同的法律關系使之體現不同的價值功能，目的在于穩定民事法律關系，使法律的調整有的放矢，使法律的公正能得到較好體現。

有的學者根據期間在民法中所起的作用，將期間分為三類：一是實現民事權利的期間。它主要包括法律規定的某種民事權利有效期間和存續期間。前者如專利法規定的發明專利權有效期為20年，自申請之日起算。通常，這種權利的行使期間由法律明文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以權利人是否行使權利而有所改變，也不問權利人在該期間內是否為權利行使，它僅是界定權利人享有權利的時間。權利人在期間內就擁有權利，期間屆滿就喪失權利。后者如我國民法規定撤銷權人行使撤銷權的除斥期間為一年。除斥期間作為權利存續期間，是法律賦予權利人行使權利以改變某一法律關系的時間，權利人是否在法定期間行使權利所生結果截然不同。若權利人在法定期間不行使權利，權利便喪失，原有法律關系就受到維護。反之，原有法律關系就可能被推翻。可見，權利的存續期間與權利人是否行使權利密切相聯。二是保護民事權利的期間。它可分三種情況，(1)請求期間即一方通過非訟程序向對方提出賠償要求的期間，如鐵路貨物運輸章程規定，“鐵路同發貨人或收貨人相互間要求賠償和退補費用的有效期間為一百八十天。但要求鐵路支付貨物運到逾期罰款的有效期間為六十天。”(2)仲裁期間即當事人通過仲裁程序向仲裁機關提出要求保護民事權利的有效期間。如經濟合同法第43條規定：“經濟合同爭議申請仲裁的期限為二年，自當事人知道或應當知道其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計算。”(3)訴訟時效期間即權利人依訴訟程序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有效期間。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一百八十八條對訴訟時效的規定：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三年。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上述三種期間因受理部門的不同，故其在適用有關程序和處理的后果等方面均有所不同，不能混為一談。但這類期間也都與權利人行使或主張權利息息相關。三是履行民事義務的期間，這一般由合同約定，與本文所論問題關系不大，對此不贅。(注：參見江-平、張*霖編著：《民法教程》，中國**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113頁。)

對于上述分類，筆者以為其所確定和依據的分類標準，僅是體現了期間形態和內容的區別，而非期間作用上的不同。這是因為法律規定權利的有效和存續期間，目的和作用都是為了保護民事主體享有的權利，均可稱為保護期間。而法律規定期間的作用主要應就其維護何種法律關系而考慮。如權利有效期間的規定，無論權利人在法定期間是否行使權利，法律僅維護一個法律關系，不涉及新舊法律關系的變動或沖突。除斥期間和訴訟時效期間的規定則均與權利人是否行使權利相關，且涉及新舊兩個法律關系。權利人未在法定期間行使權利，除斥期間屆滿法律維護原法律關系，而訴訟時效期間屆滿法律維護新法律關系。但是，通過對法律規定的不同期間分析，我們至少可有兩方面的收獲。第一方面知道了期間的各種內容和形態，明確了訴訟時效期間與權利保護期間是屬種關系，且其他期間亦體現了對權利的保護，故將20年作為權利的最長保護期間是同語反復，等于未定性。第二方面可促使我們對權利的存續、行使和保護等相互關系予以思考。此點有助于進一步認清民事法律規定20年期間的性質，容后詳述。

再次，法律兼取訴訟時效期間和除斥期間的某些特點，設定權利最長主張期間是彌補訴訟時效期間不足的需要，是穩定民事法律關系的需要。通常，權利的行使和保護是以權利合法有效存在為前提，故權利人要行使權利必須享有權利。但享有權利與行使權利不同。前者是從靜態觀察，后者是從動態考慮。當權利人行使權利獲取了法律所保護的利益，即可稱為權利的實現，此時無須法律的救濟。相反，若權利行使受到阻礙或侵害，則必然涉及權利保護即采用公力或私力救濟的問題。相對而言，權利的行使在民事權利制度中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其核心地位不言而喻。然而，理論上對權利行使的理-解原本就存在著廣義和狹義兩種觀點。狹義的理-解，權利行使僅指具體實現權利內容的行為，與權利的處分和主張相區別。權利的處分是權利消滅、移轉或受限制的行為，權利的主張是權利存在或行使受妨害或有受妨害之虞時對于特定人使之承認其權利存在的行為。(注：參見史*寬著：《民法總則》，第25頁。)廣義的理-解，權利的行使包括權利的處分和主張，指一切以權利存在為前提的行為。持廣義行使論者認為，處分是權利所包含的內容之一，處分權利也是主體為實現權利所賦予他的利益。權利主張則是一定情況下為實現權利所采取的必要步驟，將它們排斥在權利行使之外，權利本身就存了殘缺。(注：參見佟-柔主編：《中國民法學?民法總則》，中國**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頁。)

盡管我國目前廣義理-解為理論上通說，但事實上狹義理-解對于反映權利的性質，確認權利保護期間和相關救濟措施等更有價值。這是因為，民事權利是權利主體為或不為一定行為，或者請求他人為或不為一定行為的法律之力，該法律之力的現實化即為權利的行使。由此決定了權利的行使與權利的處分和主張不同。不可否認，權利人處分權利也能獲得財產利益，但該財產利益與權利行使而獲得的財產利益全然不同。一般權利人在因權利處分而獲得財產利益的同時，還為自己設定了義務或負擔。可見，權利的處分實質上是局限于支配權范疇。而權利行使的范圍包括支配權、請求權、形成權和抗辯權等各種性質的權利。

一般而言，權利人因享有權利的性質不同，行使權利的方式和法律規定期間的內容也不同。若行使的權利性質為支配權，即無須義務人為協助而可獨立行使的權利，權利的行使與否不會影響法律關系的穩定。故法律除規定權利人行使權利不得損害社會利益和違背公序良俗外，原則上無必要規定任何期間以保護權利。(權利的處分也正是體現了支配權的性質，從而決定了其無須期間的約束。)若行使的權利性質為請求權，即權利的實現須依賴于特定義務人協助的權利。因權利人在權利存續期間是否為權利行使會涉及外觀認識的變化，可能影響業已存在的法律關系穩定，故法律有規定保護期間的必要。同樣，行使的權利性質為形成權，即權利行使與否取決于權利人單方意志時，也會牽涉到法律關系的穩定，故法律也有必要以一定期間約束之。若行使的權利性質為抗辯權，因抗辯權是針對請求權而發生，他人一為請求，權利人就必須明確及時地表達是否抗辯，故不存在因一定期間屆滿而消滅的可能。顯然，在權利行使時，須規定保護期間的權利主要是請求權和形成權。

權利的主張在條件、方式等方面與權利的行使也有區別。譬如，一般主張權利者應有行為能力，而權利的行使則視權利的性質而定;權利的主張均以積極行為方式表達，而權利的行使還可以消極行為方式進行。更重要的是，狹義權利行使僅是為了實現權利的內容，這就決定了權利人在行使權利時，不但明知自己享有權利，而且該權利應是不存在任何妨礙的。這意味著一旦權利人行使權利就能取得權利所含的利益，達到權利實現的目的。而權利的主張則發生在權利歸屬不明或行使權利存有妨礙時。質言之，權利主張與權利行使雖有關聯，但無必然聯系。通常權利人主張權利時，客觀上應以權利歸屬不明或權利行使受阻為要件，主觀上應以權利人明知為要件。唯有如此，權利人才能向相對人或人民法院作出維護自己權利的行為。否則，權利主張無從談起。因此，雖然將權利的主張理-解為權利人積極行使請求權行為并不為過，但畢竟兩者在眾多方面存有不同，故不能仍沿用相同的保護期間。

應當說，民法中對當事人是否行使或主張權利有重大影響的期間，即權利人可能因未在法定期間行使權利而喪失權利的期間，常見的是訴訟時效期間和除斥期間，但并不僅限于這兩類。訴訟時效期間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權利人積極行使請求權的有效期間，它是針對權利人可以行使權利而不行使的狀態設定。法律要求權利人應積極地行使或主張自己享有的權利。倘若權利人怠于行使權利，那么在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后，就會產生一定事實狀態推翻原有權利的后果，權利人的權利就得不到法律的保護。也就是說在具體法律關系確定時，就取決于權利人是否在法定期間積極行使或主張權利。但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更注重是的，權利人是否應知或已知自己的權利被侵害。事實上，在特定情況下權利人對自己是否享有權利以及該權利是否被侵害并不必然明知。如果此類情形還是適用訴訟時效期間，那么時間就可能拖得過久，民事法律關系久懸不決的狀態就難以解決。為克服訴訟時效制度的這一缺陷，民事立法就有必要另定權利人主張權利的最長期間加以補救。即當權利發生后，不論權利人是否明知權利被侵害，只要權利人未在法定期間主張權利(請求權)，該權利就無法得到公力救濟的保護。除斥期間一般是在法律關系形成后，法律給予權利人以行使某種權利而是原有法律關系得以改變的機會。故此類期間的客體是形成權，如權利人在權利存續期間不行使該權利，權利(形成權)本身就歸于消滅而原有法律關系仍然存在。但在除斥期間中權利人可行使的權利不存在被侵害的情況，更談不上權利人是否明知權利被侵害，只不過是法律為了盡快確定某種權利義務關系是否須改變而已。由此決定了此類權利的行使期間是從權利發生時起算，且均較短。雖然權利最長主張期間也可視作權利存續期間。但除了前述關于20年期間不屬于除斥期間的理由外，還應注意到權利最長主張期間的客體是請求權，而非形成權，二者存續權利的性質完全不同。進而也說明權利存續期間與除斥期間不能等同，二者應屬邏輯上的交叉關系，而非屬種關系。可見，為穩定民事法律關系，將權利最長主張期間作為一種獨立的法定期間單列，并與除斥期間協同彌補訴訟時效期間的不足是完全必要的。

另須說明的是，20年的期間與其稱為權利最長主張期間，不如說是權利最長主張期限。這是因為期間與期限在理論上不盡相同。“期間是從始期和終期兩方面綜合考慮時間的經過或運動;期限只是對時間開始或終止作單方面考察，期限屆至，民事法律關系或生效、或消滅。所以，期限的意義在于計算期間的開始或結束，即法律效力的有無，而不在于指示時間的長短。”(注：參見佟-柔主編：《中國民法學?民法總則》，中國**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01頁。)據此分析《民法通則》規定的20年時間，可見其根本不顧權利人是否明知權利存在，是否了解權利被侵害的事實，也不考慮權利人是否要行使權利，只要20年屆滿，法律對該權利就不予保護。顯然，《民法通則》對20年時間的規定，只注重權利至何時不受法律保護的這一結果，對時間長短的指示并不在乎。何況，如果權利人不知權利是否存在或權利被侵害的事實，那么即便是法律規定有向權利人為指示時間長短的意圖，也是無法實現的。

綜上所述，權利人自享有權利始至最終實現權利止，在不同的階段的確會出現不同的情況，法律分門別類地規定各種期間約束和保護權利人，對于維護民事法律關系的穩定無疑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