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作為犯罪不真正不作為的規定是怎么樣的?

是指工作人員負有實施某種積極行為的特定法律義務，并且能夠實行而不實行的犯罪形式。不作為，即消極的行為，是指行為人不履行特定的應盡義務的行為。有的犯罪只能由不作為構成，如遺棄罪、偷稅罪，這種犯罪稱為純正不作為犯罪;還有的犯罪雖然通常情況下由作為形式實施，但也可以由不作為形式實施，這種情況下構成的犯罪被稱為不純正不作為犯罪，也稱為不純粹不作為犯罪。

刑法學理論普遍認為，不作為犯罪并不是指行為人沒有實施任何積極的舉動，而是指行為人沒有實施法律要求其實施的積極舉動。因而，從邏輯上講，構成不作為犯罪必須以行為人負有特定義務，即行為人在刑法上被要求實施一定的積極舉動為前提。

不作為犯罪的作為義務在認定不作為犯罪時具有重要意義，依據刑法學界的通說，不作為犯罪的特定義務依據來源之不同可分為以下四類：

第一，法律上明文規定的義務——由法律明文規定的特殊義務，包括法律(狹義的)和各種法規所規定的，且經過刑法認可或要求的義務，但憲法所規定的義務具有抽象性，故其一般不適合直接作為不作為犯罪的義務前提。

第二，職務或業務上要求履行的義務——即擔任某種職務和從事某種業務的人，其職務的本身和業務的性質，就決定他負有某種特定的義務，如果不履行職責，情節惡劣或造成嚴重危害后果，依照刑法規定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第三，法律行為(合同行為、自愿接受行為)引起的義務——即行為人基于自己的意思表示自愿擔負某種特定義務后，有責任按照委托人的要求履行該義務，如果不履行自愿承擔的義務，由此造成嚴重的危害后果，致使刑法保護的某種社會關系受到損害，應視為以不作為形式實施的犯罪。

第四，行為人的先行行為引起的義務——即由于自己的行為而引起刑法所保護的某種社會關系處于危險狀態，行為人負有采取有效措施來排除這種危險或避免危害后果發生的特定義務，如果不履行這種義務情節嚴重或造成嚴重后果的，也是以不作為形式實施的犯罪。

除了以上通行的“四要素說”，在中國刑法學界還有學者主張“五要素說”，認為成立不作為犯罪的作為義務除以上四類外，還應包括在特殊情況下公共秩序和社會公德要求履行的特定義務。

但是，刑法理論雖然依據來源劃分了不作為犯罪特定義務的幾種類別，卻并沒有規定特定義務的內在的質的規律性即其構成要素，也沒有厘清四類特定義務與兩種不作為犯罪之間的對應關系。

在我國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沒有對不作為犯罪，尤其沒有對不純正不作為犯罪作出總則性的規定的情況下，往往使得在司法實踐中不純正不作為犯罪及其特定義務的認定引發極大爭議。

在其他大陸法系國家，刑法學者對于不純正不作為犯罪中的特定義務也有著獨到的見解。如意大利刑法學家杜里奧?帕多瓦尼(TullioPadovani)認為，為了確定不阻止危害結果發生的行為與引起危害結果的發生之間的等值性，主體必須處于法益“保障者的地位”，即因法益所有者不能單獨保護法益而生的一種義務。德國刑法學者則認為，在不純正不作為犯罪的情況下，“保證人”被賦予了避免結果發生的義務。由于結果的發生屬于構成要件，違反避免結果發生義務的保證人，應當承擔構成要件該當結果的刑法責任。

在中國刑法學界，有相當多的學者認為不純正不作為犯罪的存在是合理的，只是擔心特定義務的范圍規定得太寬，將沖擊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加大公民在法律上的“義務”。一些學者提出了自己頗有見地的觀點，如趙秉志教授就提出了針對不純正不作為犯罪“保證人地位 履行義務可能性”的特定義務構成論，但對保證人地位又論證為“在法律上具有特別地位，能夠自由選擇作為與不作為，對危害結果可以防止的人，行為人必須在不作為時因為法律的明文規定，他的職責或身份，某種行為而處于法律關系義務的義務主體——對于存在危險的法益有保護的義務”。

該特定義務構成論雖然在理論上深入了一步，但仍不能很好地闡釋不純正不作為犯罪特定義務的“之所以然”，其“保證人地位”的論點也不免有循環論證之嫌。作為對刑法中的不純正不作為犯罪理論思考的結果，在此也提出若干管窺之見，權當拋磚引玉。

不作為犯罪在刑法中有規定很多的罪名，比如監護人對于自己的家庭成員進行遺棄就是屬于不作為的犯罪，因為監護人對于未成年的被監護人是有監護的義務的，不履行義務的將其遺棄就是屬于不作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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