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罪態度”是認罪或者不認罪的一種言語表白方式。它不是一個很簡單的認與不認的問題，其實需要經過一定的行為表現出來的。“認罪”的意思是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人出于知錯、悔改心理明示然后招認或者默示自己現在已經做出某種犯罪事實的一種行為。那么，認罪態度不好影響量刑嗎?

一、認罪態度是指犯罪嫌疑人作案后對自己所實施行為的認識程度與所采取的表現于外的一種姿態。一方面是對行為事實的態度，另一方面是對行為價值的態度。

態度是人們在自身道德觀和價值觀基礎上對事物的評價和行為傾向，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感受、情感和意向，屬于意識范疇而非行為符號。雖然說刑罰中的自首、積極退贓、賠償損失、立功表現都反映了一種態度，然而這種態度的標志是具體行為，是存在中的意識反映。依法進行的辯解及辯護，包括哭訴、懇請、愧疚、后悔、狡辯、詭辯等態度只是一種表相，不具法律事實。

對認罪態度的誤解來源于多年來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種沒有法律根據的靈活審判原則在多年的審判實踐中以“由于被告人認罪態度較好，故本院依法從輕判決。”而濫用。

這是一種有罪推定，是在假設被告人有罪而必須承認前提下。其次這是一種主觀意識，當事人態度的好壞完全取決于審判人員的主觀判斷。使判決不是以事實為根據，增加了判決的彈性。三是有違司法公正，這種不依證據為依據的判決褻瀆的是法律的嚴肅性。

法庭審判要求的是“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依據正確、定性準確、處罰適當、程序合法”，其中并不包括認罪態度。

如果把認罪態度好壞作為量刑標準，勢必讓一些被告鉆空子，利用感情牌為自己脫罪。

就薄熙來案而言，法庭調查階段的表現完全是一種依法質證。不贊成指證并進行反駁不是狡辯，而是維護個人合法權益的行為。就像不能把律師為被告的辯護當成是犯罪一樣，這是法律賦予的權力。

沒有調查就沒有審判依據，沒有辯論就沒有事實真相，最終的判決也無的放夭。

人們習慣于被告人認罪服法，對在法庭上申辯的被告產生了心理上的抵觸。這種心理是建立在凡是上庭的人都有罪，凡是不按指控承認的都是不敬畏法庭，都是認罪態度不好，從而要求從重處罰。這是有違法治精神的，某種意義上是沒有人權概念和法治觀念。

二、在沒有定罪之前，任何被告都只是犯罪嫌疑人而非罪犯。這種時候的被告都享有基本人權和政治權力，他們的行為都受法律保護。

誠然有些真正的罪犯會因為辯護有力而脫罪，只能說明公訴人和法官的無能，不能怪被告及辯護律師。就像“不是自己無能，而是別人太狡猾”一樣，掌握公器的法庭只能以事實和證據說話，不能以態度量刑。

法院對零口供都能在證據鏈合理的情況下作出判決，更況且是拒不認罪或法庭辯論。

比如翻供，這是被告人推翻、改變原來所作的認罪供述。這種情況下作為法庭也只能對翻供作出審查判斷，比較、分析、綜合后確定翻供的真偽。并不能由此判定被告不老實或態度不好而加重處罰。尤其在審理貪官案件中，因為大部分供詞是在紀委主導的“雙規”中取得的，這種沒有法律依據的法外偵察存在著程序不合法、主體不合法、形式不合法和行為不合法。由它提供的呈堂證供有很大的水分，被告對在“雙規”期間的供述出現反復是正常的。因為“雙規”是黨內審查，而法庭是法律審判，兩者不在同一法律地位。

咱們的答復是認罪態度確實是和量刑無關的，并不是量刑的根據，其實這是根本的法治準則。我國的公訴機關常常習慣了對他人指證什么就供認什么，然而，這種沒有任何法律根據的氣急敗壞言辭其實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也同時為后期的審判留下了暗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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