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減輕司法機關在審理貪污罪時的負擔，我國立法機關制定了對貪污罪的理解與適用等法律規范，在審理案件時，必須遵守該法律的規定，在掌握確切的證據之后，才能判決案件，對于那些由于國家機關的職員，不遵守法律規定審理案件，致使他人的權益受到侵害的行為，可以請求得到司法救濟。

最高法：《貪污賄賂犯罪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9號，以下稱《解釋》)已于2016年4月18日公布實施。為便于實踐理解和適用，現對《解釋》的主要內容說明如下：

一、關于貪污罪、受賄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

《解釋》第一條至第三條分別對貪污罪、受賄罪中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具體標準掌握作出了規定。

1、貪污、受賄罪起刑點數額即“數額較大”標準。對于1997年刑法確定的五千元起刑點數額維持不變還是有所上提，存在意見分歧。一種意見認為，當前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從增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推進反腐敗工作信心的角度，五千元起刑點數額宜維持不變。經認真研究近年來司法實證數據并廣泛聽取意見，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解釋》將原先的五千元上調至三萬元。具體考慮如下：

一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適度提高貪污、受賄犯罪起刑點數額標準有先例可循。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對貪污罪設置的起刑點是二千元，10年后1997年刑法修訂時，將該標準調整為五千元。五千元的數額標準已經適用18年，人均GDP自1997年至2015年增長了6.69倍(1997年為6 420元，2015年為49 351元)，適度提高數額標準有其客觀社會基礎。

二是近年來司法實踐中貪污、受賄數額二萬元左右受到刑事追訴的案件已經較為少見。從實際受到刑事追究的貪污、受賄案件看，數額低于三萬元的主要是因為其他犯罪牽連出來的，且多被判處免予刑事處罰。三是將貪污罪、受賄罪起點數額提高到三萬元，不意味著低于三萬元的貪污、受賄行為就一概不作為犯罪處理。

《刑法修正案(九)》對貪污、受賄罪的處罰標準增加了其他情節的規定，貪污、受賄雖不滿三萬元，但具有其他較重情節的，根據《解釋》規定仍可以追究刑事責任。四是零容忍不意味著零刑事門檻。懲治腐敗在刑罰之外還有黨紀、行政處分。對數額不滿三萬元且無其他較重情節的貪污、受賄行為予以黨紀、行政處分，可以為黨紀處分、行政處罰預留出必要的空間，有利于體現黨紀嚴于國法、“把黨紀挺在前面”的反腐精神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突出刑事打擊重點，增進刑事處罰的確定性、公平性與嚴肅性。

2、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解釋》結合調研情況和審判實際，將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分別確定為二十萬元、三百萬元。其主要考慮有：一是適當拉開不同量刑檔的級差，體現《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精神。貪污、受賄案件量刑實踐當中長期存在罪刑失衡、重刑集聚問題。根據原刑法關于十萬元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規定，貪污、受賄十萬元與貪污、受賄不滿十萬元的案件在量刑上存在明顯差別，而貪污、受賄十萬元與貪污、受賄一百萬元甚至數百萬元的量刑卻無實質分別。二是促進自首等量刑情節司法認定的嚴肅性。自首等從寬情節認定不嚴肅，是職務犯罪案件較為突出的一個問題，究其原因，其中不乏系為了個案量刑需要而采取的權宜做法。

《解釋》將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數額標準由十萬元上調至三百萬元，為十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留出盡可能大的數額空間，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罪刑失衡問題。同時，隨著重刑標準的上提，量刑空間的增大，量刑情節認定中的問題也有望好轉。此外，將“數額巨大”的起點數額標準確定為二十萬元，還有著新舊刑法有序銜接、平穩過渡的考慮。據此標準，有從重處罰情節，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仍需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可以避免量刑上的大起大落。

二、關于貪污罪、受賄罪定罪量刑的情節標準

1、貪污罪的定罪量刑情節。對于貪污罪的定罪量刑情節，《解釋》明確了五種具體情形，簡要說明如下：

第一項是貪污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防疫、社會捐助等特定款物的。對于本項規定中的“等”字，實踐中要注意從兩個方面來把握：一是這里的“等”為“等外等”，這也是法律文件中“等”字的通常性理解，所以，特定款物不限于列明的九種款物;二是其他特定款物的認定要從嚴掌握，只有與所列舉的款物具有實質相當性的款物才可以認定為特定款物，具體可以從事項重要性、用途特定性以及時間緊迫性等方面進行判斷。(內容來自“刑事實務”微信公眾號)

第二、三項是曾因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受過黨紀、行政處分或者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追究的。適用本規定時需要注意以下兩點：

一是嚴格限定黨紀、行政處分的事由。第二項原表述為“貪污、受賄等職務違紀違法行為”。征求意見時有意見提出，黨紀、行政處分的事由各不相同，且黨紀、行政處分輕重不一，為防止情節認定過于寬泛可能導致的刑責不相適應，同時確保處分事由的相對一致性，建議對處分事由作出限定。為此，《解釋》將處分事由明確為“貪污、受賄、挪用公款”三種具體職務違紀違法行為。

二是“刑事追究”的理解。鑒于實踐中受過刑事追究的仍有擔任公職特別是在國家出資企業任職的情況，且由于工作銜接等原因受過刑事追究的未必都進行過黨紀、行政處分，故《解釋》第三項對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追究的情形一并作出規定。文字表述上之所以用“刑事追究”而非“刑事處罰”，主要是考慮到較輕的刑事犯罪還有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等處理措施，“刑事追究”一詞更具包容性。

三是“故意犯罪”的理解。故意犯罪側重于主觀惡性，不能因為一些過失犯罪的刑罰重于故意犯罪而對這里的“故意犯罪”人為設限。但是，綜合全案情節，貪污、受賄行為確實屬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符合刑法第13條但書條款規定的，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

第四項是贓款贓物用于非法活動的。適用本項規定時要注意避免絕對化理解：一方面，不要求贓款贓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非法活動;另一方面，用于非法活動的贓款贓物數額需要達到一定程度，對于用于非法活動的贓款贓物占比較小的，不宜適用本項規定。“度”的具體把握，實踐中可以根據個案情況結合非法活動的比例數和絕對數綜合判斷。對于《解釋》規定的其他相關定罪量刑情節，也應當秉承這一思路進行認定。

第五項是拒不交待贓款贓物去向致使贓款贓物無法追繳或者拒不配合追繳工作，致使無法追繳的。這是綜合行為人認罪悔罪態度和損害后果而提出的，不同于因客觀原因不能追繳，行為人拒不交待或者拒絕配合致使贓款贓物無法追繳的，不僅損失結果不能依法挽回，而且反映出行為人毫無認罪悔罪之態度，故作為加重情節予以規定是合理的。

此外，為避免掛一漏萬，《解釋》還在第六項規定了“造成惡劣影響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情節。作為兜底條款，本項規定對危害結果予以了特別強調，本質上是結果加重情節，所以，在開放性程度上與其他司法解釋文件的相關規定是有所不同的。具體適用本項規定時，一方面要注意發揮其兜底性作用，這里的影響或者后果不局限于物質層面的損失;另一方面要注意結合《解釋》的本意從嚴掌握，影響或者后果必須實際發生且為相關證據證明。(內容來自“刑事實務”微信公眾號)

2、受賄罪的定罪量刑情節。對于受賄罪的定罪量刑情節，除《解釋》在貪污罪中規定的第二至六種情形外，《解釋》針對受賄罪的特點另外規定了三種情形，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項是多次索賄。對于這里的“多次”，實踐中要注意結合行為人的主觀目的、索賄事由、對象等進行具體認定，避免單純形式化的理解。比如，基于一筆款項10萬元的索賄目的經多次索要才陸續得逞的，不宜認定為多次索賄;同時向多個不同的對象索賄的，也應當認定為多次索賄。此外，這里的“多次”沒有時間限定。不論時間長短，凡是基于具體職務行為索要賄賂的，均應一并納入犯罪處理。

第二項是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受賄罪以“為他人謀取利益”為法定要件，但是否實際為他人謀取利益、所謀取的利益正當與否均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從損害結果的角度，受賄罪存在三種情形，分別是：收受財物后未實施相關職務行為;收受財物后正常履職;收受財物后違法行使職權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第三種情形直接以妨害公權力正當行使、損害國家或者他人利益為交換條件，具有明顯更為嚴重的危害性，理應從嚴懲處。

第三項是為他人謀取職務提拔、調整。通過賄賂買官賣官的行為嚴重違反黨的組織紀律，嚴重敗壞政治生態，當前查處的區域性腐敗、系統性腐敗案件往往與此有關，危害性十分嚴重。適用本項規定時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是“為他人謀取職務提拔、調整”不要求實際謀取，承諾、實施、實現三個階段中任何一個階段的行為均應認定為本項規定的情形。《解釋》第七條關于行賄罪定罪量刑情節規定中的 “謀取職務提拔、調整”也作此理解。

二是職務“調整”包括職務的平級調整，但是，離職、退休等不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公職身份的調整一般不宜認定為這里的職務調整。

正確理解貪污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情節，還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解釋》對于受賄罪規定的八種情節，既適用于定罪，也適用于加重量刑。不能因為《解釋》第二條第三款“其他嚴重情節”、第三條第三款“其他特別嚴重情節”與第一條第三款“其他較重情節”表述上的差異，而錯誤地認為加重量刑情節僅為第一條第三款中具體列舉的三種情節。

第二，《解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具有《解釋》規定的從重情形的，應當認定為刑法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依法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等類似表述，主要解決的是入罪和升檔量刑的門檻問題。對于數額在二十萬元以上不滿一百五十萬元、具有從重情形的，同樣適用該檔法定刑規定，實踐中要注意避免此種情形下數額接近二十萬元的就應當在該檔法定刑的上限量刑的簡單化理解。

第三，關于重復評價的問題。

一是加重量刑情節與定罪事實能否同時評價，如《解釋》將“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的”規定為受賄罪的加重情節的同時，在第十七條明確受賄又瀆職的實行數罪并罰，能否據此規定既加重量刑又數罪并罰?經研究，源于“為他人謀取利益”在受賄罪構成體系中的定位的分歧，同時評價和擇一重處理兩種意見均有一定道理，實踐中可以根據個案情況具體掌握。

二是加重量刑情節能否作為一般量刑情節再次評價，如前科情節構成累犯時在提檔量刑后是否還要從重處罰，以及入罪情節與2012年“兩高”《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嚴格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的不得適用緩刑情節重合時能否適用緩刑等?對此，我們的意見是明確的，即可以再次評價。當然，不管是第一種情形還是第二種情形，同時評價之后都要考慮到這一特殊性，并在量刑時予以充分體現。

三、關于貪污罪、受賄罪的死刑適用原則

《解釋》第四條分三款對貪污罪、受賄罪的死刑適用作出了原則性規定。

第一款屬于對死刑適用作出的一般性規定。本款規定判處死刑必須同時具備數額特別巨大、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影響特別惡劣、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四個條件，以此對刑法規定的無期徒刑和死刑的適用標準作出進一步區分，體現嚴格控制死刑適用的政策精神，確保死刑立即執行僅適用于極個別罪行極其嚴重的貪污受賄犯罪分子。適用本款規定時要注意，這里規定的“特別重大損失”，包括但不限于物質損失。(內容來自“刑事實務”微信公眾號)

第二款屬于一般死緩規定。對于貪污、受賄犯罪判處死緩的，首先考慮適用的是一般死緩，而非終身監禁，以此避免實踐中可能出現的、不加區分地一概適用終身監禁，從而加重原本就應當判處一般死緩的被告人刑罰的不當做法。為此，《解釋》一方面通過第一、二款的銜接，強調符合死刑適用條件但同時具備從寬情節、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一般死緩;另一方面，通過設定相對寬松的死緩適用條件，為一般死緩的實踐適用提供必要的政策空間。

第三款屬于終身監禁的規定。本款從實體和程序兩個方面明確了終身監禁的具體適用：一是通過與第一款直接對接，強調終身監禁主要適用于原本可能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情形;二是明確在一、二審作出死緩裁判的同時應當一并作出終身監禁的決定，而不能等到死緩執行期間屆滿再視情而定，以此強調終身監禁不受執行期間重大立功等服刑表現的影響。適用終身監禁時需要注意把握兩點：一是堅決。對于符合終身監禁適用條件的要堅決判處終身監禁，以此發揮終身監禁在填補死刑立即執行和一般死緩之間的空檔、嚴肅懲治嚴重腐敗犯罪中的特殊作用。

二是慎重。終身監禁是介于一般死緩與死刑立即執行之間極為嚴厲的一種刑罰執行措施，其適用同樣需要嚴格控制，主要適用于過去可能需要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現在適用終身監禁同樣可以做到罰當其罪的情形，要切實防止適用一般死緩即可做到罪刑相當的案件被不當升格為終身監禁。

四、關于挪用公款、行賄等其他職務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

《解釋》第五條至第十一條對挪用公款罪、行賄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作了相應調整，同時對尚未明確定罪量刑標準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以及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等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一并作出了規定。

1、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標準的調整。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稱《挪用公款解釋》)對挪用公款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已有規定。鑒于貪污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作了較大調整，加之《挪用公款解釋》原有的一些規定不夠明確，《解釋》第五條、第六條對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標準進行了調整和完善，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對原數額標準由數額幅度調整為具體數額，同時適度提高數額標準。《解釋》參考貪污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并適當上浮，將挪用公款進行非法活動的起刑點數額由原五千元至一萬元調整為三萬元;挪用公款進行營利活動或者超過三個月未還的起刑點數額即數額較大的起點數額由原一萬元至三萬元調整為五萬元，數額巨大的起點數額由十五萬元至二十萬元調整為五百萬元。

二是完善“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并將情節嚴重的數額標準與“數額巨大”的標準相區分。《挪用公款解釋》規定“情節嚴重”時，除單純數額標準外，對于“多次挪用公款”、“因挪用公款嚴重影響生產、經營，造成嚴重損失”等情形未明確數額要求。為防止出現數額剛達到追訴標準但具有規定情形的即被認定為情節嚴重、就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判處刑罰的不當做法，《解釋》對情節標準的認定明確了數額要求。同時，《挪用公款解釋》將“數額巨大”的標準直接作為挪用公款進行營利活動或者超過三個月未歸還情形下“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有可能出現相同數額量刑反差過大的不合理現象，《解釋》在上提情節嚴重的數額認定標準的基礎上，對嚴重情節中的數額標準與數額巨大的標準作出區別規定。其中，較大幅度上提情節嚴重的數額認定標準，主要是考慮到刑法對于挪用公款罪和貪污罪的法定刑配置上存在較大差異。

三是明確挪用公款進行非法活動“數額巨大”的認定標準，即此種情形數額巨大的認定標準為三百萬元以上。(內容來自“刑事實務”微信公眾號)

2、行賄罪定罪量刑標準的調整。《解釋》第七條至第九條對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稱《行賄解釋》)確定的行賄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作出了調整，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提高了行賄罪的起刑點以及“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中的數額標準。將行賄罪的起刑點由原先的一萬元調整為三萬元，與受賄罪保持一致，主要是出于行受賄打擊并重，從源頭上有效治理賄賂犯罪的政策考慮。將“情節嚴重”中單純的數額標準由原先的二十萬元以上不滿一百萬元調整為一百萬元以上不滿五百萬元，“數額 情節”中的數額標準由原先的十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調整為五十萬元以上不滿一百萬元;“情節特別嚴重”中單純的數額標準由原先的一百萬元以上調整為五百萬元以上，“數額 情節”中的數額標準由原先的五十萬元以上不滿一百萬元調整為二百五十萬元以上不滿五百萬元，則主要是出于行受賄平衡量刑的考慮。

二是對起刑點增設了“數額 情節”的規定。明確行賄數額在一萬元以上不滿三萬元，同時具有《解釋》規定的情形之一的，也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在加重情節的具體理解上，需要注意兩點：一是對《解釋》第七條第二款第四項“向負有食品、藥品、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等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實施非法活動的”和第五項“向司法工作人員行賄，影響司法公正的”規定中的“實施非法活動”和“影響司法公正”，應作客觀化理解，只有客觀實施了“非法活動”或者實際發生了“影響司法公正”的結果，才適用該兩項規定。二是對《解釋》第七條第二款第六項“造成經濟損失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不滿一百萬元的”規定中的“經濟損失”，可以參考2012年“兩高”《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八條的規定精神進行理解，即：“經濟損失”是指已經實際造成的財產損失，包括為挽回損失而支付的各種開支、費用等。

3、明確影響力賄賂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和對有利用影響力的人行賄罪這兩種犯罪，由于受賄人非直接利用本人的職權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被利用(或被企圖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主觀上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故意，相對于受賄罪、行賄罪直接的權錢交易而言，其實際危害相對要輕一些。但是，考慮到刑法對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和對有利用影響力的人行賄罪已經設置了輕于受賄罪和行賄罪的法定刑，而且這類行為間接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存在明顯不同，《解釋》第十條規定，該兩個罪名與行賄罪、受賄罪適用相同的定罪量刑標準。同時考慮到該二罪與受賄罪、行賄罪在主體要件等方面存在不同，《解釋》對受賄罪、行賄罪規定的定罪量刑情節不能完全適用，如受賄罪中的“曾因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受過黨紀、行政處分的”情節等，故規定“參照”而非“按照”受賄罪、行賄罪的標準執行。(內容來自“刑事實務”微信公眾號)

在了解既定的法律規范的基礎之上，制定的適宜于我國社會實際的法律規范。根據此規范，我們可以知道，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實施了貪污罪的，將會受到刑事法律規范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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