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康橋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于某親屬的委托，指派我擔任本案被告人于某的辯護人，為其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一案提供辯護。庭前，我認真查閱了案件卷宗，并會見了被告人，結合法庭調查情況，發表辯護意見如下：

本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于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于某不具有擾亂社會秩序的犯罪故意，也沒有組織、指揮、策劃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其參加上訪的行為也未造成嚴重損失，依法應予無罪釋放。

一、被告人于某不具備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犯罪故意

我國的犯罪學理論主張主觀和客觀相一致的定罪原則。既反對主觀歸罪，也反對客觀歸罪。所以，行為人的主觀心態是判定罪與非罪的非常重要的條件。主觀上不具備犯罪心態的，就不能以犯罪論處。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在主觀方面只能由故意構成。由于本罪是聚眾性犯罪，因而進行擾亂活動必須基于眾多行為人的共同故意。這種共同故意雖不要求行為人之間的故意聯系十分緊密，但行為人也應該明確自己以及他人是在實施擾亂機關、企事業單位與人民團體的工作秩序的行為。在本案中，被告人于某參加上訪只是為了要求有關部門查明委托鎮政府代為主持村委選舉的申請書的真假及為村民利益呼吁，主觀意識中沒有去擾亂社會秩序的想法，這通過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中有多處證明，被告人于某曾告訴上訪的群眾要遵守紀律，不要吵鬧。這充分說明被告人沒有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故意，也不同意別的上訪群眾擾亂社會秩序。至于在上訪過程中，部分群眾出于一時沖動，發生過激言行，完全超出了被告人于某的意識控制范圍，只是個別人的個別言行，不能因此推定被告人于某也有相同故意，其不能也不應該為別人的言行負責。

二、被告人于某并不是上訪的組織、指揮和策劃人員，更不是首要分子。

首先，通過相關證人的證言及各被告人的供述相結合來看，事情的起因是原村委成員(張某某、張某的兒子和張某芳三人)落選后，張某、邊某不甘選舉失敗的結果，召集張某的兒子、張某某的兒子等人，商量推翻選舉結果，并以鑒定的邢某簽字非本人簽字為由，稱選舉委托書為假，以此煽動于某等上訪。并且在第二次鑒定結果說明部分選舉委員會成員簽名為本人簽名的情況下，張某、邊某隱瞞鑒定結果，繼續蒙蔽包括于某在內的其他群眾，組織群體上訪。由此可見，群體上訪事件的真正組織者是張化勤、邊某等人，于某并不是真正的組織者，只是因為其本人在村內信用好、名聲好，而被推選為選舉委員會副主任，且在上訪中被推選為代表，他也一心想為群眾謀利益，才被人利用，受蒙蔽積極參加了上訪。

其次，群眾代表不等于組織者，也不等于首要分子。于某被選為上訪的群眾代表，是根據國務院信訪條例的規定及信訪部門接待人員的要求推選的，并不取決于本人意愿。其之所以被群眾推選為選委會成員和群眾代表，也說明他品德較好，受村民信任，而作為村民的代表當然要為村民謀利益，作村民的代言人，這必然使其在上訪中要積極與信訪部門溝通和交流，這是在法律法規允許范圍內的，也是應該鼓勵的，而不能成為欲加之罪的借口!如果仗義為村民代言，為村民爭取利益也是違法犯罪，那群眾的利益還有誰敢維護?公訴方簡單的將村民代表等同于組織者，等同于首要分子，是形而上學主義。不管于某是基于選委會副主任的身份，還是群眾代表的身份，在有人提出委托書為假的情況下，他都有義務出面要求有關部門查明事實真相，有義務代表村民向有關部門表達群眾的意見，如果因為這樣就定為首要分子，顯然是片面的、不科學的。至于發生群體性上訪事件，主要責任不在他，而是由張某和邊某提議的(見邊某2008年1月20日供述及邊某某供述)，于某只是沒有提出反對，但群體性上訪也僅是違規，群體性上訪也不等于聚眾擾亂社會秩序。

三、部分上訪人員在省府前街阻攔車輛、妨礙交通的行為，不構成擾亂社會秩序罪，而是涉嫌妨礙執行公務，應該由具體的行為人承擔責任，而不應該由上訪代表承擔責任。

根據《刑法》第二百九十條第一款的規定，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是指以聚眾的方式擾亂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的正常活動，致使其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行為。本罪的客體要件是特定范圍的社會秩序，具體是指機關、企事業單位與人民團體的工作秩序、生產與營業秩序及教學科研秩序。而在省府前街，部分上訪人員是在馬路上圍堵車輛，不存在擾亂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正常活動的行為。民警要求該部分人員放行車輛、疏導交通的行為是一種執法行為，而不是單位、團體的正常活動，該部分人員撕扯民警，拒不放行車輛的行為，也是妨礙民警正常執行公務，應該是妨礙執行公務的行為，而非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該部分人員妨礙執行公務，應該由他們自己承擔責任，也不應該由不在現場的上該代表承擔責任，這已不僅是株連無辜，實質是代人受過。

四、中金村村民集體上訪的行為，沒有造成嚴重損失，依法僅屬違規上訪或違反治安管理的行為，尚不足以構成犯罪，且事出有由，不應以犯罪論處。

根據刑法第二百九十條第1款的規定，情節嚴重是構成本罪的要件之一，所謂情節嚴重是指由于行為人的聚眾擾亂行為，使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的正常活動無法進行，并造成嚴重損失。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與造成嚴重損失二者必須同時具備，前者是行為人實施擾亂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直接表現，后者是社會危害性的實際所在。雖然行為人的行為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但尚未造成嚴重損失的，不以犯罪論處，由公安機關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有關規定處理。所謂嚴重損失是指有形的物質和無形的智力成果、社會利益等諸多方面的嚴重損失。物質損失包括因犯罪行為而停產、停業等造成的既有財產損害和可得利益損失，物質損失的嚴重程度以造成損失的數額為標準。無形的智力成果、社會利益損失是指犯罪行為致使以社會利益、公眾利益為宗旨的社會組織及其他不直接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社會組織等無法工作而造成的無法精確計算的損失，對于這類損失是否嚴重應結合擾亂行為的手段、持續時間的長短、因無法工作直接延誤的工作事項的重要程度、損失是否可以彌補等方面把握。而在本案中，中金村民的上訪大部分是在信訪部門附近靜坐，而靜坐是不能構成犯罪的。雖然有部分群眾出于一時沖動，有圍堵鎮政府大門的行為，但并沒有造成嚴重損失，公訴方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造成什么樣的嚴重損失。而接待信訪本來就是政府有關部門的職責，是工作范圍內。至于公訴方提到影響某個會議不能參加、某項檢查不能進行，并不足以構成嚴重損失，也不是不可能彌補的。如果僅僅是因為一個會參加、一個檢查工作沒進行就是所謂嚴重損失，那顯然是不客觀的、不科學的。本案中所謂的嚴重損失只是公訴機關的主觀臆測，沒有任何證據證明。

綜上，我認為：被告人于某積極參加上訪的行為，不能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但其參與群體性上訪，也違反了信訪條例的規定，作為其本人應該接受教訓。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本案群眾上訪有特殊的原因背景，村民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民主權利和民生利益而上訪。事情之所以發展到群體性、多次上訪，與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基層民主選舉制度沒有得到嚴格落實有關，也有政府有關部門處理不及時有關。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山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中共淄博市委、淄博市人民政府關于做好村“兩委”換屆選舉工作的意見》規定，由村民選舉委員會主持村民委員會的選舉工作，而不能由任何組織和個人更換，這是村民選舉委員會的法定權利，本案中，鎮有關人員在沒有向村民選舉委員會明確說明的情況下，讓部分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簽字委托鎮政府主持選舉，是明顯違反上述法律和規定的，嚴重侵害了村民選舉委員會的權利!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自主維權并沒有錯誤。而在有關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提出有關問題后，至2008年1月16日村民集體到省政府上訪，有近三個月的時間，政府有關部門沒有及時有效的解決村民選舉委員會反映的問題，才導致上訪一步步升級。因此，不能割裂開看村民的上訪行為，應該全面科學的分析事件的起因和發展。如果用判決有罪的方式進行打壓，只能使問題更加復雜，矛盾更加激化，不利于建設和諧社會。從黨的十七大以來，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要“關注民生，構建和諧社會”，在全社會都在學習和貫徹中央精神的時候，司法部門也應該以民生為本、以司法為民為宗旨，以法律為準繩，依法維護百姓利益。相信合議庭會給出一個公正的判決，對落實中金村村民的民生問題和民主權利起到良好的作用。

辯護人：康橋律師事務所

孟慶強

200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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