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性活動組織者安全保障義務人的范圍

安全保障義務制度的一個重要的目的性意義在于促進群眾性活動的良好運行。這就要求一種平衡狀態，一方面，活動的參與者的安全應得到基本的保障;另一方面，人們在社會活動中對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注意義務是有合理限度的，無論是從事營利性活動的經營者，還是從事其他社會活動的人，其安全注意義務的承擔都應當存在一定的底線，它們并不扮演維護公共安全的警察角色，不能無限制地加重其負擔。兩者如不能兼顧就會打破平衡，從而制約群眾性活動的良性開展。

1、理性認知風險規則

(1)組織者應達到理性的注意程度

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作為義務承擔者對于活動所存在的風險必須有一個理性的判斷。在組織活動時，我們認為組織者可以理性的認知的風險的范圍，就是組織者應承擔的安全保障義務的范圍。這從正向為界定組織者的安全保障義務范圍提供了判斷依據。

所謂理性認知，從內容上講，首先，應當包括對法律規定的認知，法律、法規對安全保障義務的內容或標準有明確規定的，組織者應當嚴格遵守法律、法規的規定;其次，是對行業標準的認知，在沒有法律、法規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安全保障義務人要達到同類活動組織者所應達到的通常注意程度;再次，是對雙方約定的安全保障義務的認知，例如在一些“老年團”的旅游活動中，旅游公司往往會針對客戶的特殊性，約定提供標準較高的安全保障義務，而這也應被納入義務人自身做出的理性判斷。

以上是法官在界定安全保障義務范圍時首先應考慮的三個方面。但實踐中我們發現相關法律規定不但非常少，而且抽象;行業標準在許多群眾性活動中往往還未形成;而對安全保障義務有明確約定的情形也并不常見，或者即便有也存在大量規避責任的情形或不夠周延。所以這三項依然不足以完成確定義務主體的理性認定義務范圍的工作。此時法官就必須在此基礎上做出自己的內心判斷。

在這里需要借鑒普通法規范中所謂“合理注意”原則。美國著名的“**格拉芙一案”有一句廣為引用的名言“一個正常的小心謹慎的人所感知的危險的范圍決定應承擔責任的范圍。”但，它只能表達為有理智的人會采取的注意,防范明顯的事件、可能的事件和可能預見的事件。但不會防范很小的、不常發生的事件和完全不可能預見的事。在特定的場合所采取的合理的謹慎和預防措施是否達到了合理注意,須依該特定場合中的具體情況而定。

案例一中，戶外活動的組織者計劃了活動的時間和路線;限制了活動參加人數;通報了活動強度;強調了活動紀律;在選擇參加者時考察了參加者以往的活動經歷;并將活動的風險和責任的承擔告知參加者;應該說已經做到了對活動風險的理性認知和防范。而孫某某身體的突發狀況是一種意外情況，不能要求組織者對此做出預判，故不屬于組織者對風險的理性認知范圍。

判斷組織者能夠理性認知的風險范圍，要以理性人即具有一般謹慎的人,是采用一般注意和技能的人的一般注意為基礎，對義務范圍做出一個初始的合理判斷。這個范圍就是思考模型中的原始標靶，之后的步驟將不斷對其進行修正。

(2)參加者應理性判斷其自擔的風險

參加者作為權利人在安全保障義務規范中也同樣屬于理性人的設定，這就要求參加者對于自己所參加的活動中可能存在的風險應有一個理性的認知，并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德國有所謂一般認知原則，即對于一般性的社會生活風險，參加者本人應當可以預期并加以防范，如果未加合理防范則應當自己承擔后果。而本文所謂理性認知風險的范圍更為廣泛，在借鑒一般認知原則的基礎上，在一些會出現非一般性社會風險的活動中，參加者具有專業判斷能力或組織者預先充分提醒，而參加者對于活動風險沒有達到理性判斷的程度，就應當自己承擔損害后果，而不能歸責于組織者。這一規則從反向限制了組織者的安全保障義務范圍。

在案例一中法官指出“更重要的，要考慮參加者自冒風險的前提，該前提使自助式戶外運動的組織者也不同于一般社會活動的組織者，在一般社會活動中，不應該有超出日常生活的不合理的危險，因而組織者的安全保障義務較重，而在戶外活動自冒風險的前提下，組織者對于戶外活動本身的風險導致的損害是可以免責的。”在一些更為典型的“促銷活動”中，一些老年人因擁擠而造成人身損害，法官均認為當事人應當根據自身的年齡等身體條件理性預見該種活動可能存在的擁擠對其人身造成的風險，并自行承擔，從而縮小了組織者的義務范圍。

在這類案件中，組織者的安全保障義務范圍不宜過大，否則此類活動將幾乎無法開展。

2、合理期待規則

根據信賴關系理論，參加活動者或者消費者等是基于對組織者或公共場所管理人的保障安全的信賴才參加活動或進入該場所，因此管理人和組織者就應該承擔安全保障義務。同時這一信賴也不是絕對的，而應是基于預防措施和救助措施的可能性而存在的。因此合理期待規則要求安全保障義務人僅承擔其能力范圍內的安全保障義務，并不要求絕對充分的保障。

這一規則在案件審理中普遍得到運用，仍以案例一為例，法官認為“在事發當晚孫某某出現虛脫癥狀后，郝某某、張某等人對其采取了人工呼吸等救助措施，并報警求助。郝某某、張某采取的救助措施符合當時的客觀環境及自身條件，不能認為是沒有積極救助。”綜合考慮組織者的行為在當時的自身條件和客觀條件下是否已經達到其能力可及的合理限度就是這一規則的適用方法。

法官在運用該規則的過程中首先要判斷組織者的能力，這必然出現組織者能力的差異性。在一些組織者具有特殊職業技能的場合，比如組織者是經驗豐富的醫生或戶外運動專業人士，其需要承擔的安全保障義務范圍就要大于普通人，這個問題在下文的區別原則中將詳細討論;其次是客觀條件的限制，在戶外等幾乎無法預測或控制的場所必然限制組織者能力的發揮。綜合判斷，才能確定義務的合理范圍從而得出組織者是否合理履行了安全保障義務的結論。

區別原則的運用方法

組織者作為安全保障義務的義務主體，其形態多樣，有普通自然人，也有專業人士，有一般法人、也有專業機構等;性質也不同，有營利性質的也有非營利性質的。在確定安全保障義務范圍的過程中，組織者的上述區別也會對義務的范圍造成影響，是法官必須考慮的，即區別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