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實踐中獨立適用剝奪政治權利刑的判決很少。

法院的刑事判決中形式經常是對犯罪分子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含死緩)時附加剝奪政治權利。但是,獨立適用剝奪政治權利的判決很少,而且實踐中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絕大多數都是重刑犯。然而就法律規定而言,剝奪政治權利可適用于重罪,也可適用于輕罪;可附加適用,也可獨立適用。獨立適用剝奪政治權利刑罰的條文,分布在刑法第一章《危害國家安全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第七章《危害國防利益罪》的有關條款中。實際判決中獨立適用剝奪政治權利少之又少,有的法院幾乎有史以來沒有判決過獨立適用剝奪政治權利刑罰。究其原因,可能是法院在對觸犯以上有關條款的犯罪分子量刑時,只注意有期徒刑、拘役刑的判決,而忽視了獨立適用剝奪政治權利刑罰的判決。這些執法中的偏跛,應在正確全面理解法律規定和適用法律的基礎上逐步加以糾正,以逐步實現實施法律的公平公正。

2、對何時開始計算剝奪政治權利的刑期認識上存在分歧。

《刑法》第58條規定“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刑期,從徒刑、拘役執行完畢之日或者從假釋之日起計算”。對此,司法界和理論界存在二種意見。一種認為,應從主刑到期日的第二日開始計算剝奪政治權利的刑期。例如:甲某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有期徒刑自2001年5月2日至2005年5月1日。那么,計算甲某的剝奪政治權利刑期就是從2005年5月2日至2008年5月1日。理由是:主刑完畢之日應當截止至當日24點,剝奪政治權利應從完畢之日24點以后,也就是第二天開始計算。第二種意見認為,這里刑法58條規定的“完畢之日、假釋之日”應當是指當日。理由:借鑒刑法第47條“有期徒刑的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這里的執行之日就包括當日。其次,如果甲某于2005年5月1日早上刑滿釋放,那么5月1日釋放出來的甲某的剝奪政治權利的刑罰由哪個部門監管?一方面,甲某已離開監獄,監獄已不再對其實施監管,另一方面公安機關要從5月2日才對其實施監管,那5月1日這一天就存在監管空白。因此,我們到底是“執行完畢之日、假釋之日”當日就開始計算剝奪政治權利還是第二日開始計算有待法律的進一步規范。

3、對違反監管規定,但又未構成犯罪的剝奪政治權利人員缺乏相應的制裁措施。

在對現有的五類監外執行罪犯(管制、緩刑、剝奪政治權利、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調查中發現,剝奪政治權利人員是最難管理的。究其原因:首先,被剝奪政治權利期間所須遵守的相關紀律規定,主要是以消極的不作為的方式予以規定,如“不得……”而沒有要求以積極的作為的方式對社會履行補償義務的規定,從而導致被執行人產生只要自己沒有從事法律法規禁止的事項,其他的皆與己無關的思想。其次,剝奪政治權利的內容,往往對自己的生活影響不大,即使被剝奪也不會具有制約性,產生懲罰的感受也不強。第三,犯罪分子在剝奪政治權利刑罰執行期間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公安部門有關監督管理的規定,但未構成犯罪的,例如:剝奪政治權利人員不到執行機關報到或者處于長期失控狀態等,刑法未對此作出相應的制裁措施和懲罰性規定,因此實踐中無法象緩刑、假釋等監外執行罪犯,可以撤銷緩刑、假釋予以收監執行,懲罰性不足也正是被剝奪政治權利人員難以監管的根源。這也就造成了犯罪分子在剝奪政治權利刑罰執行期間脫管和失控的比例比另外四類監外執行罪犯高的現象。

4、在執行剝奪政治權利期間又犯新罪的處理存在爭議。

200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公布施行了《在執行附加刑剝奪政治權利期間犯新罪應如何處理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主要解決了執行附加刑剝奪政治權利期間又犯新罪的是否數罪并罰、前罪尚未執行完畢的剝奪政治權利的刑期如何計算、前罪附加刑剝奪政治權利的效力是否適用于新罪的主刑執行期間、剝奪政治權利之間如何并罰等認識分歧問題。但是對于某些問題,理論界仍存在爭議。例如:《批復》第二條“前罪尚未執行完畢的附加刑剝奪政治權利的刑期從新罪的有期徒刑執行之日起停止計算。”,但是“停止計算日”從哪一天開始?對于判決前先行羈押是從羈押日?新罪一審判決之日?一審判決生效之日?一審判決后法院出具執行通知書之日?還有,犯新罪被羈押后又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的,這段時間應當繼續執行前罪尚未執行完畢的剝奪政治權利嗎?對于這些問題,都有待法律的進一步規范和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