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販毒證據不足的辯護詞怎么寫?

一審法院上訴人.參與販賣毒品的主要證據疑點重重、相互矛盾，且有主要證據不符合法定的要求

一審法院認定上訴人.參與販賣毒品的主要證據有：1、上訴人.的通話清單;2、犯罪嫌疑人XX的通話清單;3、犯罪嫌疑人XX的兩次供述;4、本案“特情”.、.的兩次詢問筆錄;5、“特情”.、.、犯罪嫌疑人XX等三人的辨認筆錄;6、織金縣青年旅社的登記表等。

1、關于上訴人.的通話清單

該證據顯示上訴人.與所謂的“特情”.有過通話，但僅有通話就指認上訴人.參與了販賣毒品，顯然不能成立。更不能以一個公民與犯罪嫌疑人或者是特定的人有過電話聯系就認定其行為構成了犯罪。此外，在二“特情”的詢問筆錄里，稱雙方約好在織金縣青年旅社見面，這個事實如果存在的話，應該是2012年的5月8日(當天上訴人.確實是在該旅社住宿)，旅館里的監控應該有記錄，偵查機關為何在調取上訴人住宿記錄時沒有將相關監控一并調取?一審中，辯護人向法院申請調取監控錄像，但偵查機關卻自己出具一份證明，說是時間太長無法調取，事實上偵查機關根本沒有去調取，原因很簡單，偵查機關不想出現排斥其現有證據的證據。從證據的證明力來講，僅憑通話清單不能指證上訴人.參與了販賣毒品，更不能表明與“特情”.有過電話聯系的人都參與販賣毒品。

2、關于犯罪嫌疑人XX的通話清單

該證據沒有出具單位的蓋章，不能證明其合法來源，不符合法定的要求，不能作為證據使用。雖然后來偵查機關出具了補充說明，但該證據仍然沒有出具單位的蓋章或者是其他說明，其來源的合法性仍然不能說明。

3、關于XX指證上訴人.參與販賣毒品的供述

XX指證上訴人.參與販賣毒品的供述有兩次。第一次供述稱，是其在一個月前(2012年4月份)主動聯系上訴人.，讓上訴人.幫忙聯系織金的買主，上訴人.聯系到買家后于2012年5岳11日將買主電話發給他，在第二次供述中其又稱是在2012年5月11日到12日，上訴人.主動打電話給他，要他從浙江下來，并將織金的買主介紹給他。從本案相關證據中來分析，2012年5月份XX本人不在浙江，其次，從上訴人.的通話清單中，與XX只有語音通話的記錄，沒有與XX發短信的記錄。XX的兩次供述前后不一致，與其他證據也存在矛盾，不能確定真偽，但至少可以表明，這些言詞證據不可靠。

4、關于本案“特情”.、.的兩次詢問筆錄

這兩份證據內容缺乏客觀真實性。首先，公訴機關稱.與.是2012年5月11日下午到織金縣禁毒大隊舉報上訴人.有販毒嫌疑時，相關領導批準的“特情”，貼靠上訴人.，但是“接受刑事案件登記表”內容為：“2012年5月11日我隊接舉報稱：家住納雍縣寨樂鄉的XX有販賣大樁毒品海洛因的嫌疑。”處理結果為立案偵查。在偵查機關的“破案報告”中亦稱：“2012年5岳11日，我隊接舉報稱：家住納雍縣寨樂鄉的XX有販賣大樁毒品海洛因的嫌疑，接舉報后，我隊經核實舉報情況屬實，經局領導批準將舉報人作為此案的專案特情貼靠XX，我隊專案特情在電話中取得XX得信任后，XX答應為我隊專案特情聯系交易大樁毒品海洛因……”綜合本案，可以確定，特情.、.二人在2012年5月11日舉報的嫌疑人是XX，特情偵查的對象是XX，后來偵查機關卻將這個被舉報人換成上訴人.，實際上是偷梁換柱，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審中，辯護人對該證據提出了質疑，后偵查機關出具證明說是筆誤，但該證據是通過電腦打印出來的，稍有電腦常識的人都知道打字時將“XX”錯打成“.”的幾率為零。其次，.稱在10多天前經人介紹認識的上訴人.，后來上訴人.讓她到織金縣青年旅社商量事情，.稱是陪同.到青年旅社與上訴人.見面，并稱上訴人.告知她們，毒品有兩種，一種好些、一種差些。綜合本案的全部證據，犯罪嫌疑人XX等交易的毒品確有兩種，一種是XX與陳進義共93克的，另一種是陶加全的103克，被告.與XY根本不認識，也從未有過聯系，如何知曉將要交易的毒品有兩種?第三，上訴人.與“特情”.是否在青年旅社見面也值得懷疑，按理，賓館有監控錄像，雙方是否見過面應當有記錄，但公訴機關沒有提供監控錄像或者是賓館工作人員證言等加以印證。如果“特情”.和.與上訴人見面后并在5月11日時舉報了上訴人.，那么在XX等人交易毒品被抓后的5個月的時間里，偵查機關為何沒有通緝上訴人.?期間上訴人.一直在織金縣。分析這些前后矛盾的證據以及疑點重重的言辭證據，可以確定，“特情”.、.指證通過上訴人.聯系到的XX并交易毒品的事實不存在，上訴人.沒有參與販賣毒品。

5、關于辨認筆錄

本案的辨認不符合法定的程序。《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二百五十條規定：“……幾名辨認人對同一辨認對象進行辨認時，應當由辨認人個別進行。”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對辨認經過和結果，應當制作辨認筆錄，由偵查人員、辨認人、見證人簽名……”。“特情”.對上訴人.的辨認時間是2012年10月18日15時15分至15時35分，“特情”.對上訴人.的辨認時間是2012年11月9日15時15分至15時35分，兩次組織辨認的時間居然都是15時15分至15時35分，辨認筆錄的內容除了辨認人和月份不一致外，其余內容完全一致，不排除同一時間同一地點進行辯認的可能，此外，“特情”.的辨認筆錄系主持辨認的偵查人員代簽，代簽原因只是簡單描述為“辨認人無法簽字”，并沒有詳細說明無法簽字的原因，后偵查機關出具證明說是當時.臥病在床、打著點滴，但是辨認筆錄卻是在織金縣公安局禁毒大隊做的，何來臥病在床?XX的辨認筆錄沒有見證人的簽名。關于見證人資格的問題，作為見證人的公民應該是具有識別能力的、不屬于公安機關、司法機關工作人員或者聘用的人，但該證據中缺乏見證人的身份信息。可以看出，偵查機關主持的辨認程序嚴重違法，不能作為認定上訴人.參與販賣毒品的證據使用。

6、關于織金縣青年旅行社的住宿登記表

該表顯示，上訴人.于2012年5月8日曾登記住宿織金縣青年旅社，如果“特情”.和.所稱的二人曾與上訴人.在織金青年旅社見面的說法成立的話，應該就是5月8日，距離二人到公安機關舉報上訴人涉嫌販賣毒品的時間(5月11日)僅三天的時間，但奇怪的是二人均說不記得是那天，如果二人記性真的是如此之差，為何在時隔半年后，居然能夠從照片中將僅見過一次面的上訴人.辨認出來。如果二人真能辨認出上訴人.，偵查機關為何要違反辨認程序組織辨認?

綜合本案證據的分析以及法律的規定，一審法院認定上訴人.販賣毒品的證據主要是“特情”.、.、犯罪嫌疑人XX的指證，但這些言詞證據間相互矛盾，與本案其他證據更是邏輯混亂，矛盾重重，不具備證據的合法性和真實性，不能排除其他的合理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偵查機關乃至公訴機關有義務提供其他證據佐證，以確保所需證明的事實達到確實、充分。對于這些疑點重重的證據，偵查機關沒能夠充分加以說明，一概以本機關證明企圖掩蓋這些瑕疵，所謂欲蓋彌彰，虛假的事實怎能經住推理，怎能掩蓋真理。

二、上訴人.沒有犯罪的動機

上訴人.同犯罪嫌疑人XX僅是同鄉同姓，雙方平常并沒有往來，與“特情”.也并不認識，雙方也沒有承諾過給上訴人.任何好處(利益)，上訴人.沒有必要跑到織金縣城開房為雙方的毒品交易牽線搭橋。因此，上訴人.沒有犯罪的動機。且在2012年5月12日XX等人被公安機關抓捕后，.一直在織金，本身就能很好的說明上訴人.根本沒有參與到雙方的毒品交易。

審判長、審判員，毒品犯罪禍害無窮，于理于法都應當依法嚴懲，決不可姑息養奸。但在本案中，指證犯罪的事實不清，證據間合理的懷疑沒有排除，不能認定上訴人參與了毒品犯罪。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所說“萬分之一的錯案，對當事人來說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公平。”故此，希望法庭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五條之規定，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判決。

對于販毒成立需要非常完整的證據鏈，如果律師或者家屬發現證據鏈以及根據犯罪嫌疑人平時的表現來看是不會進行販毒的話，在辯護詞中可以明示出來。然后在通過相關的證據以及案件的疑點來對案件進行相關的辯護即可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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