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犯罪作為我國近代才有的犯罪案件，對社會和國家的危害比較大，社會影響和對社會安定造成一定的影響。我國相關單位在辦理這類案件時，對這類犯罪者都予以嚴懲，以此來震懾犯罪者的犯罪行為。那單位犯罪罰金我國法律都有哪些規定呢，下面小編就為你進行解答。

一、單位犯罪罰金怎么交

我國刑法第31條規定了關于單位犯罪的處罰原則，即“單位犯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負責人員判處刑罰，本法分

則和其他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由此可見，我國刑法總則對單位犯罪采取的是以雙罰制為原則，以單罰制為例外的處罰模式。在雙罰制的處罰模式下，既處罰單位本身，又處罰單位內部的相關責任人員。就適用的刑種而言，對單位本身只能判處罰金刑，這在立法上是明確的;但對于單位成員刑事責任的規定，刑法總則只是概括地規定“判處刑罰”，并沒有明確可以適用的具體刑種范圍，而從刑法分則有關條文的規定看，對單位犯罪中責任人員的具體處罰模式并不盡一致，立法上設置了兩種不同的模式：

第一種是對單位相關責任人員依照自然人犯該罪的條文規定處罰。如刑法第186條規定：“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向關系人發放信用貸款或者發放擔保貸款的條件優于其他借款人同類貸款的條件，造成較大損失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金;造成重大損失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金。單位犯前兩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兩款的規定處罰。”根據該條的規定，如果單位犯違法向關系人發放貸款罪，除對犯罪單位判處罰金外，還應處罰單位中的相關責任人員;而對單位中責任人的處罰，在判處自由刑之外，還要并處一定數量的罰金。除了刑法186條以外，刑法分則中還有一些條文以這種方式規定，如第187條、211條、220條等。

第二種是是對單位的相關責任人員明確規定單獨的法定刑。如刑法第158條規定的虛報注冊資本罪，對自然人犯該罪的，既判處自由刑，又判處罰金;而對單位犯該罪的，則只對單位判處罰金，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只判處自由刑，不并處罰金。

現行立法對單位犯罪中責任人員的罰金刑適用標準不統一，在一定程度上有損立法的科學性和嚴謹性，而且在客觀上不利于罰金刑的有效執行。我們認為，從立法完善的角度看，對于實行雙罰制的單位犯罪，應只對單位判處罰金，對單位中的責任人員則只適用自由刑，不應再適用罰金刑。理由如下：

首先，單位犯罪具有不同于自然人犯罪的特殊性。單位犯罪是基于單位意志、為了單位利益而實施的一種犯罪，其刑事責任具有整體性的特點。單位責任人員與單位組織之間不是共同犯罪的的關系，單位責任人員是單位意志的執行者，其意志受到單位意志的左右。所以，在單位犯罪中，犯罪主體應是單位這一整體，單位責任人員并不是獨立的、完整的犯罪主體，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應由單位這一組織體和單位內部的責任人員分擔，因此，無論單位本身還是其責任人員，應承擔的刑事責任都應是有一定的范圍和界限的。根據刑法學基本原理，對一項犯罪事實可重復適用同種刑罰的情況，只有在共同犯罪中才存在，并且適用的前提是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犯罪主體存在，單位犯罪顯然不屬于此種情況，因此，對單位犯罪中單位和自然人同時適用罰金的做法是不符合刑法學原理的。

其次，對單位犯罪中責任人員判處自由刑同時處以罰金有失刑法的公正性。一方面，單位犯罪的違法利益是歸單位所有，理應由單位本身而非單位成員承擔經濟懲罰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單位犯罪中相關責任人員的主觀動機畢竟是為單位謀取利益，在犯罪行為造成的社會危害同單純自然人犯罪造成的社會危害大致相當的情況下，其主觀上的人身危險性顯然要小于后者。因此，如果對單位犯罪中的責任人員在判處自由刑的同時判處罰金，就會比單純自然人犯罪的處罰要重，這不符合刑法的公正性要求，也不利于實現立法者設定罰金刑的目的。

鑒于以上原因，筆者認為在將來修改刑法時，應對刑法中的有關條款進行修改，取消在雙罰制模式下對單位犯罪中的責任人員同時適用罰金刑的規定。不過，在現有立法框架內，對于刑法采取前述第一種立法模式的，仍應對單位責任人員并處罰金，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當然，法官在自由裁量權的范圍內，可以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酌情予以從輕處罰，亦即對單位責任人員判處的罰金數額一般應低于對單位判處的罰金數額。

二、單位犯罪的罰金標準是多少

罰金刑的裁量根據是指法院對犯罪人是否處以罰金以及確定罰金具體數額的根據。從各國刑事立法的規定來看，主要有三種不同的模式：

一是以犯罪情節為根據，即根據犯罪情節的輕重決定是否選科罰金，以及判處與之相適應的罰金。此種立法模式以日本等國的刑法為代表。

二是以犯罪者的經濟狀況為根據。如蒙古刑法典第41條第2款規定：“罰金的數額，應當由法官依據被判刑人的財產狀況來決定。”巴西的刑法典也有類似規定。

三是以犯罪情節為基礎，參考犯罪人的經濟狀況決定罰金額。例如前蘇俄刑法典第30條規定，“罰金的數額，應當根據所犯罪行的輕重程度，并考慮犯罪人的財產狀況”。

在我國刑法修改過程中，國內多數學者主張采取上述第三種立法模式，即確定罰金數額應在考慮犯罪情節的同時，適當考慮被告人的經濟狀況等因素。他們認為，完全以犯罪情節為根據的立法模式，過分從形式上強調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但沒有注意到犯罪人所擁有的財產懸殊及適用罰金刑時的不平等，同時這種方式有時因無法執行而落空。可以說，法律的權威性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法律的執行效果上。正如刑事古典學派的代表性人物貝卡利亞所言：“對于犯罪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即使刑罰是有節制的，它的確定性也比聯系著一線不受處分的希望的可怕刑罰所造成的恐懼更令人印象深刻。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惡果，一旦成了確定的，就總令人心悸。”因此，罰金刑同死刑、自由刑一樣，一旦判決，必須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否則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就無從談起。并且，在司法實踐中，審判人員在確定罰金數額時，考慮更多的是刑事被告人的經濟狀況和判決罰金的可執行性。

1997年修訂后的刑法典，并沒有采納上述觀點。新刑法第52條規定：“判處罰金，應當根據犯罪情節決定罰金數額。”可見，就立法規定來看，采取的是前述第一種立法模式。不過，最高人民法院后來從更為務實的立場出發，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吸納了上述觀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犯罪情節，如違法所得數額、造成損失的大小等，綜合考慮犯罪分子繳納罰金的能力，依法判處罰金。這一規定顯然接近于述第三種立法模式。

以犯罪情節為主、兼顧犯罪人支付能力的主張，從表面看，既有利于體現刑法的公正性，又有利于提高罰金刑的執行率，似乎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做法。但從實際看，這種觀點由于過于理想化，操作起來很難把握。因此，筆者并不同意這種觀點，理由如下：

第一，倡導此根據的學者認為，這是刑罰個別化的體現。所謂刑罰個別化，正如李斯特主張的，刑罰輕重不能僅僅根據犯罪的客觀危害事實，而應以犯人的性格、惡性、反社會性或危險性的強弱為標準對犯人進行分類，并據此實行刑罰個別化，以期達到社會防衛的目的。刑罰個別化主要是與其人身危險性聯系在一起的。顯然，被告人的財產支付能力與人身危險性無關，不屬于刑罰個別化的內容。這就如同對被告人判處自由刑一樣，顯然，年輕人可能比年長者活得時間更長，即服刑能力有大小之分，難道為貫徹刑罰個別化的精神，在犯同樣罪行時，對年輕人就應判處較長的自由刑刑期?

第二，倡導此根據的學者根據邊沁的罪刑相稱的刑罰思想，即“同樣的刑罰加之于不同的犯罪人，其感受和效果是不同的。同樣的財產刑對富人無足輕重，對窮人則沉重不堪”，因此認為以支付能力為根據才能達到實質平等。但筆者認為，以罰金的可執行性來確定罰金數額，是典型的倒果為因，首末倒置，不符合邏輯學的基本規律。同時，在司法實踐中，也容易造成同一行為卻處以不同的刑罰的后果。那么，身為富人的被告人也許就會想方設法隱匿財產，造成無支付能力的假象，這有礙于刑罰的公平與公正。

第三，對被告人的財產狀況進行詳盡的調查是以犯罪人的支付能力為根據進行罰金刑的裁量的基礎。但由于我國目前尚未推行財產狀況隨卷移送制度，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也沒有把調查收集犯罪嫌疑人經濟狀況方面的材料作為偵查的一項內容，確定刑事被告人經濟狀況的依據只是審判人員提審或庭審過程中被告人的口供，很顯然，這樣的結論是缺乏充分證據證實的，據此而確定的罰金數額也是在沒有事實依據的基礎上形成的，表現出了法官在確定罰金數額時的主觀隨意性，并由此導致裁量結果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即使需要調查受刑人的支付能力，必然耗費大量的時間、財力、物力和人力，而且往往難以查清，影響司法效率，因此，其可行性值得懷疑。

處理利用手中的職權對國家和人民的財產造成一定的損失外，對于違規進行操作給國家的財產造成損壞的我國法律也將嚴懲。那單位犯罪的罰金我國是根據案件的輕重和犯罪人的實際財產來決定處罰的。

怎樣處罰單位犯罪

單位犯罪的構成條件是什么

如何斷定是單位犯罪，單位犯罪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