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朱某、孫某為索要錢財預謀找人綁架某公司老板魏某，二人因與魏某熟識，遂以幫朋友索要欠款為由，指使李某、張某將魏某控制在本市某酒店。作案當天，四人為作案準備了水果刀、膠帶紙等工具，張某以談生意為由約魏某到該酒店12樓見面。魏某因走錯到另一地方的同名酒店，遂派其部門經理王某前往。當王某到達酒店約定房間門口時發現屋內情況不對欲離開，李某、張某在攔截王某的過程中與其發生廝打，后李某持刀向王某身上連刺數刀致其死亡。

分歧意見:本案中，作為教唆犯的朱某、孫某構成綁架罪的既遂還是未遂，是否應當對被害人死亡結果承擔刑事責任產生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朱某、孫某二人構成綁架罪的未遂，不應當為本案中被害人的死亡承擔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朱某、孫某二人構成綁架罪的既遂，應當對死亡結果承擔責任。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首先，從綁架罪的既遂標準來分析，兩人的犯罪事實和情節達到了既遂的標準。根據刑法第239條規定，綁架罪有基本犯和結果加重犯兩種情況存在。既遂標準在基本犯和結果加重犯中是不同的。綁架罪侵犯的是雙重客體，即同時侵犯人身權和財產權。在綁架罪的基本犯中，應當是“控制說”，即以是否控制被害人作為既未遂的標準。但在出現結果加重的情況下，即被綁架人死亡的情況下，應當是采用結果加重即既遂，即無論是否控制被害人，都構成綁架罪的既遂。按照以上分析，本案中屬于在控制被害人的過程中將被害人殺死，符合綁架罪結果加重的既遂標準。

其次，兩名教唆犯在其非法拘禁的教唆犯意內與兩名實行犯構成共犯，并應當對實行犯致人死亡的加重結果承擔責任。此點涉及到實行犯在實施教唆行為時是否存在過限的問題。筆者認為不存在。根據刑法第238條規定，非法拘禁罪的犯罪構成有三種情況，一種是非法拘禁的基本犯，一種是非法拘禁的加重犯，第三種是非法拘禁的轉化犯。如果教唆的犯意是非法拘禁，是否實行犯實施以上三種中的任何一種情況的非法拘禁行為都要由教唆犯來承擔全部責任呢?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第一種情況毫無爭議，第二種情況認識也比較一致，雖然在實踐中，實行過程中的結果加重可能并不是教唆犯所希望發生，或者能預料發生的，但由于結果加重犯一般對結果都是過失的心態，因此，作為教唆犯對此承擔責任并沒有理論障礙。值得探討的是第三種情況:實行犯在實行過程中，采用暴力將被害人致死或致傷。以上案例中就屬于此種情況。在第三種情況下，根據法律規定，不再認定非法拘禁罪，而是認定為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筆者認為，這種罪名上的轉化，不同于刑法第269條規定的轉化搶劫，這里的轉化是一種法律擬制，在犯罪過程中，行為人并沒有產生新的犯意，實施新的犯罪行為，只是法律規定在這種情況下定另外一個罪名。基于以上分析，雖然認定的罪名發生變化，但從界定實行過限的概念來講，本案中，實行犯并沒有實施超出教唆非法拘禁犯意的行為。教唆犯仍然與實行犯構成共同犯罪，對實行犯致人死亡的結果負責。

第三，綁架罪中的打擊錯誤不影響既遂的成立。打擊錯誤的理論，分為同一構成要件內的錯誤和非同一構成要件內的錯誤。對錯誤的處理方法，現在無論理論界的通說，還是司法實務界，都采用的是“法定符合說”，即指行為人認識的事實與實現的事實只要在法定抽象的構成要件的范圍內符合，就認為故意成立。本案中，魏某和王某，只是具體被綁架人的不同，但從犯罪構成的角度，都符合綁架罪構成要件中的被綁架人的范圍。因此本案中具體對象的錯誤不影響教唆犯朱某、孫某的既遂成立。

(作者單位:河南省鄭州市人民檢察院，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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