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二:何某、王某均系某市公安局干警。2000年冬天的某日晚七時,何某、王某等人乘車前往本市一家酒店,將該酒店18歲的女服務員楊某帶到刑警隊進行訊問,指出楊某吸過毒(屬于行政違法行為),楊矢口否認,何某便打楊某耳光,逼其承認。隨后,何某、王某又讓楊某以罰跪、懸吊的形式進行刑訊逼供,楊某無法忍受,便乘何某、王某上廁所之機跳樓脫逃但不慎摔成重傷。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此類明顯符合刑訊逼供特征的行為卻不能構成刑法意義上的刑訊逼供罪呢?只要細心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就可以發現是現行《刑法》對該罪的范圍劃定過窄而出現了打擊真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刑訊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的方法以逼取口供的犯罪行為。因此,本罪的侵犯對象只能是存在于刑事訴訟活動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于在非刑事訴訟活動中存在的其它任何刑訊逼供行為,因為不符合刑法本罪侵犯對象的規定性而缺失了懲罰的可能性。
隨著司法實踐典型案例的不斷出現,這種侵犯對象的狹隘性規定已經越來越不能滿足現實的懲罰需要,因此,修改本罪的呼聲已成為社會各界特別是司法界的強烈反響。本文力圖就此問題作初步探討。
一、現行《刑法》對刑訊逼供罪的侵犯對象的范圍劃定及價值
〈一〉、范圍劃定的內容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刑訊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的方法以逼取口供的犯罪行為。1979年的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刑訊逼供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對人犯實行肉刑或變相肉刑的犯罪行為。因此,于本罪而言,新刑法對舊刑法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造,它不僅縮小了犯罪主體,即從國家工作人員變為司法工作人員,而且還縮小了犯罪侵犯的對象,即從人犯變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根據刑法的四個構成要件理論分析法,本罪的侵犯對象只能是存在于刑事訴訟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不同訴訟階段的訴訟任務和職能不同,刑法中的犯罪嫌疑人與被告人是涉嫌犯罪的人在不同訴訟階段的不同稱謂,犯罪嫌疑人是指在公訴案件中因涉嫌犯罪正在被立案偵查或審查起訴的刑事當事人,被告人是指因涉嫌犯罪而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或者被自訴人提起自訴的刑事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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