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拾到物品向失主索要高額報酬

劉某在乘坐肖某駕駛的出租車時，將公文包遺忘在出租車內，包內有現金3600余元、價值5萬元的股票以及合同一份。該合同涉及標的為120萬元的機器設備。為找回丟失的物品，劉某于2月9日當天在媒體上發布公告，表示拾到公文包者，只要返還合同、股票即可，3600元現金則作為對返還者的報酬。肖某次日見到公告后，即按照公告上的號碼打電話給劉某，要求其除3600元外，還要在三天內再支付2萬元才能將合同、股票返還，否則就將合同撕毀。因擔心合同被撕毀后無法正常履行，劉某向公安機關報了案。2月12日當公安機關找到肖某時，肖矢口否認拾到過公文包，后公安人員在其出租車行李箱內發現了公文包，肖某這才將合同、股票交出。

二、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

本文認為，肖某的行為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應以敲詐勒索罪定罪處罰。

肖某拾得公文包后向劉某索要2萬元報酬的行為是民事行為還是犯罪行為是界定本案性質的基礎。劉某在媒體上發布懸賞廣告是一種要約，肖某在見到公告后的行為可分為兩部分：第一，其打電話給劉某告知遺忘物在他那里，并同意返還合同、股票等物品，同時也接受了將3600元作為自己報酬的條件。這是肖某針對劉某發出要約所作的承諾。此時，肖、劉二人之間的合同關系即告成立。第二，肖某后又要求劉某三天內再支付高額報酬，否則將合同撕毀，其索要高額報酬不具有合法的原因，且數額達2萬元，侵犯了劉某的財產權利，應當講該行為具有較為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符合刑法第十三條的規定，對肖某這部分的行為本文認為應認定為犯罪。

無論是構成侵占罪還是敲詐勒索罪，行為人主觀上都必須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本案中雖然公文包內有現金3600元及價值5萬元的股票等物，而肖某在公安機關詢問其時對拾到公文包的事實又予以否認，符合侵占罪中拒不交出數額較大他人遺忘物的特征，但從肖某的行為上分析，其不具有非法占有公文包內物品的主觀故意。肖某在看到劉某發布的公告后，即打電話給劉某，雖然在電話中肖某要求劉某提高返還股票、合同的報酬，但其在電話中也明確表示了返還股票等物的意愿，肖某給劉某打電話的行為本身就說明了其在主觀上并沒有非法占有股票的目的，否則其完全可以不必理會梁某的公告。3600元現金劉某在發布公告時已表示將其作為返還合同、股票者的報酬，正像前文所述，肖、劉二人之間的合同關系已經成立，肖某在返還合同、股票后，劉某就應該履行合同內容，將遺忘物中的3600元現金作為報酬支付給肖某。可見肖某對拾到的這3600元也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因此，肖某的行為不構成侵占罪。肖某在拾得合同、股票等物后，以將合同撕毀，使劉某遭受重大經濟損失的方式相要挾，對劉某進行精神上的強制，造成了其心理上的恐懼。肖某實施這些行為的最終目的，是要迫使劉某在限定期限三天內支付2萬元，而肖某取得這2萬元沒有法律上的依據，即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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