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混合主體共同受賄犯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犯罪。關于混合主體共同犯罪問題，一直以來就備受關注，尤其是在兩個問題上爭論不休：一是關于非國家工作人員能否構成受賄罪的共犯爭論；另一個就是關于非國家人員能否構成受賄罪共同犯罪的實行犯的爭論。本文對各種觀點進行分析評論，認為非國家工作人員不僅能夠成為受賄罪的共犯，而且能夠成為受賄的實行犯。關鍵詞：共同犯罪受賄罪混合主體實行犯一、非國家工作人員能否構成受賄罪的共犯（一）相關法律規定及不同觀點我國1979年刑法中將受賄罪的主體明確規定為國家工作人員”，沒有涉及非國家工作人員的共犯問題；198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第一次涉及非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共犯的問題；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以下簡稱《補充規定》）第1條、第4條分別作了與國家工作人員等從事公務人員伙同貪污、受賄以貪污罪、受賄罪共犯論處的規定。即：與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經手、管理公共財物的人員勾結，伙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與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以共犯論處”；1997年新刑法制定時，在繼承1979年刑法的規定，并匯總單行刑事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對貪污罪和賄賂罪分別作了規定。其中對于貪污罪而言，保留了《補充規定》第1條的內容，刑法第382條第3款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以及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相勾結，伙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但在受賄罪條文中未做同樣的保留性規定，即97年刑法沒有明確規定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以受賄共犯論處。由此，關于非國家工作人員能否構成受賄罪的共犯的問題便產生了肯定說與否*說的爭論。肯定說認為，雖然1997年刑法未對內外勾結伙同受賄的行為作出以受賄共犯論處的規定，但根據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補充規定》的精神顯然是有效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相互勾結伙同受賄的，可直接適用刑法總則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追究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刑事責任。[1]而否*說認為，非國家工作人員不能構成受賄罪的共犯。理由如下：(1)從我國貪污賄賂立法及司法解釋的發展過程來看，現行刑法取消了對與國家工作人員相互勾結伙同受賄的，以受賄共犯論處的規定，清楚地表明非國家工作人員在現行刑法施行以后，已排除了構成受賄共犯的可能性。[2]（2）我國刑法對共同犯罪的立法模式是：總則只規定普通共同犯罪，分則對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是否與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構成共犯作出特別規定。[3]我國刑法第25條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但它只是對一般意義上的共犯的規定，并沒有明確特殊主體與不具備特殊主體資格的人是否構成共同犯罪的問題。對于特殊主體和不具有特殊主體資格的人是否構成共犯，我國刑法不是一概而論，而是有的作共犯處理，有的不以共犯論處，根據具體情況在分則中進行明確，如刑法第382條第3款對貪污共犯的規定，第198條第4款對保險詐騙共犯的規定。對于受賄，刑法分則沒做這樣的特別規定，這不是立法上的疏漏，而是體現了立法的意圖——不將非國家工作人員作受賄罪的共犯處理。(3)要適用刑法總則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其前提是共同犯罪的行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缺一不可。而非國家工作人員伙同受賄中，非國家工作人員不具有特定身份，無職務便利加以利用，構成要件缺失，因此不能適用共同犯罪的規定。[4](4)現行刑法之所以保留貪污共犯的規定而取消受賄共犯的規定，是因為兩罪侵犯的客體有別，非國家工作人員不能在受賄中起主要作用。[5]首先，貪污罪除侵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以外，著重侵害的是公共財產所有權，非國家工作人員參與貪污活動，也必然直接侵害公共財產所有權；受賄罪侵害的客體除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外，還侵犯國家機關和其他國有單位的正常工作秩序，非國家工作人員要構成對這二者的侵犯，必須靠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來完成。其次，在以盜竊等方式表現出來的共同貪污犯罪中，非國家工作人員可能經常起到主要作用；而受賄罪發生的前提離不開國家工作人員擁有的相應職權，非國家工作人員參與受賄活動不能起根本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