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貸款詐欺罪辯護詞范文是怎么樣的？

審判長 合議庭：

XX市XX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高某家屬的委托，指派田XX律師、朱XX律師擔任高某涉嫌貸款詐騙罪一案的一審辯護人。開庭前，辯護人會見了被告人，詳細查閱了案卷，并進行了調查取證。通過今天庭審調查質證，綜合本案的全部案情，辯護人認為：被告人高某不構成貸款詐騙罪。具體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高某主觀上沒有貸款詐騙的故意。

刑法第193條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詐騙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的行為，構成貸款詐騙罪。從該條款看出，貸款詐騙罪主觀上必須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本案被告人高某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

1、被告人高某自身沒有非法占有貸款的主觀故意。

高某本人在歷次筆錄和當庭陳述中從未有過想非法占有銀行貸款的供述，且事實上高某也沒有非法獲得中信深圳分行的貸款。何某也沒有給過高某任何好處。

2、被告人高某也沒有幫助被告人何某非法占有貸款的主觀故意。

何某沒有其要高某幫助他騙取銀行貸款的供述，高某也沒有其幫助何某騙取銀行貸款的供述。

起訴書對高某幫助何某詐騙銀行貸款的主觀狀態是一種推斷，無證據支持。

3、根據本案證據，我們必須注意到一個重要的事實基礎，在本案中，被告人何某和被告人高某在主觀方面的想法是不同的：

何某在向中信深圳分行申請辦理保兌倉業務過程中，在高某不知情的情況下，通過造假行為與中信深圳分行簽約，取得了中信深圳分行2000萬元的授信額度。其后何某又冒用長城公司名義領取承兌匯票，并通過造假進行背書后將匯票貼現，造成中信深圳分行貸款損失。從這個過程中看，何某造假騙取銀行貸款的意圖非常明顯。

反觀高某，之所以介入此事，其主觀上是從工作角度出發，一方面他作為長城公司主管營銷的副總經理，要擴大公司銷售規模;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使公司的經銷商摩登公司更多地經銷長城葡萄酒。因此，高某個人對摩登公司向銀行申請保兌倉業務是支持的。但是，高某支持何某向銀行申請保兌倉業務，并不等于高某支持何某造假，事實上，高某對何某的造假行為事前事后都不知情，高某主觀上僅僅是出于工作職責和業務需要的考慮而已。

根據刑法第25條，“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因此，認定共同犯罪，要求犯罪參與人在主觀故意上是一致的，即在積極追求一個共同的犯罪目的前提下，分別實施各自的犯罪行為，在這種情形下，才構成共同犯罪。

本案中，二被告人的想法各不相同，何某主觀上有造假的故意，而高某主觀上則是從正常工作角度出發，二被告人主觀想法明顯不同，沒有共同的故意，不是共同犯罪。因此，應根據二被告人各自的主觀故意和各自的行為，適用相應的法律，分別認定兩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

二、被告人高某客觀上沒有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行為，也沒有實施幫助何某貸款詐騙的行為。

(一)起訴書指控：“被告人高某以長城公司名義接待了深圳中信銀行的工作人員，并在未獲得該公司法人代表授權的情況下，在《保兌倉合作協議書》、《核保書》、《法人授權委托書》上簽字，制造長城公司同意為深圳市摩登實業有限公司擔保的假象。”

辯護人認為，上述指控不能成立。

1、高某以長城公司名義接待銀行工作人員是其職責范圍內的正常工作行為。

對高某行為的認識應以正確理解保兌倉合作協議的特點為前提。

保兌倉業務是銀行針對生產商、經銷商之間的買賣關系推出的一種金融產品，是生產商、經銷商和銀行三方的合作協議。在此業務中，銀行可以獲得資金流，生產商可以提前收回資金，經銷商可以享受用少量資金大量進貨的優惠。具體做法是，由經銷商向銀行申請貸款授信額度，專項用于經銷生產商的商品。銀行根據經銷商交付的少量保證金，向經銷商發放貸款(承兌匯票)，將承兌匯票直接交給生產商。生產商對經銷商的貸款向銀行提供商品回購擔保，即如果經銷商賣不出承兌匯票下的商品，生產商將商品買回，將承兌匯票中的差額貨款退給銀行。

根據案卷中《保兌倉業務合作協議書》第二條第4點以及第六條第3點，我們看到本案保兌倉業務的特點是：長城公司并不是直接替摩登公司承擔銀行貸款還款的擔保責任，長城公司僅僅是對貨物回購擔保。所謂貨物回購擔保，其責任僅限于在已經提前收到全部貨款的情況下，對自己倉庫里未賣出的貨物向銀行承擔相應貨款的退款責任而已。因此，雖然在保兌倉協議中長城公司有一定擔保的義務，但僅僅是貨物回購擔保，不是貸款擔保行為。保兌倉協議本質上是一個三方之間相互制約的營銷協議。

既然保兌倉業務是營銷行為，而高某是長城公司主管營銷的副總經理，因此，保兌倉業務屬于高某主管的業務范圍，是其職權范圍內的工作。

摩登公司向深圳中信銀行申請保兌倉業務，按照協議，該保兌倉業務申請到的貸款額度必須專項用于摩登公司經銷長城公司的葡萄酒。按照銀行的簽約程序，銀行工作人員需要到生產商長城公司實地考察生產商的能力。在此情況下，何某打電話要高某接待。在高某看來，該業務能擴大長城公司的銷售規模，對長城公司有利，故高某同意接待。從這個過程我們看出，高某作為長城公司主管營銷的副總經理，接待經銷商帶來的銀行放貸人員到長城公司考察，完全是其職責范圍內的正常工作，其以長城公司名義接待銀行放貸人員，與銀行放貸人員洽談有關業務也沒有任何問題。

2、高某在三份保兌倉文書樣本上簽字，只代表個人職權范圍內的合作意向，該簽字行為不需要法人代表授權。

高某作為長城公司主管營銷的副總經理，對于業務范圍內的合作關系，可以依職權發表自己的意見。在銀行人員解釋保兌倉業務特點后，高某了解到該業務對長城公司有利且沒有風險，故高某從個人角度同意三方合作開展保兌倉業務。高某在銀行提供的保兌倉協議、核保書、授權委托書樣本上簽字并無不當，因為，高某是在空白的樣本上簽字，并非正式簽約。高某簽字僅僅是表達合作意向，表明高某作為長城公司分管銷售的領導的意見，高某簽字后告訴了銀行人員要等星期一長城公司法人代表確認后才能辦理正式手續。因此，在長城公司法人代表確認簽字、蓋章之前該“協議”無效，這一點不論高某、何某還是銀行人員都是清楚的。既然高某的簽字并不是真正的簽約行為，故高某簽字也不需要事先獲得公司法人代表的授權。

3、高某的簽字行為并未造成長城公司同意為摩登公司擔保的假象。

高某簽字后，銀行工作人員提出保兌倉協議必須由法人代表面簽并加蓋公司公章，如高某代為簽約必須有法人代表授權委托書。在此情況下，高某并未欺騙銀行人員說自己有法人授權，也未跟銀行人員說法人代表已經同意該業務，而是告訴銀行人員需要等周一(當天是周六)跟法人代表請示，并且，也未在協議上加蓋公司公章。

辯護人認為，高某的上述行為完全是正當的。公司中的決策操作無非兩種模式，一種做法是自上而下，即先由法人代表拍板，再傳達給下面人員具體執行操作;另一種做法是自下而上，即主管人員先拿出意見，層層報批，最后由法人代表決定。本案中，高某的做法是自下而上，由主管人員接待，洽談后同意并簽署意向，最后由領導拍板和簽字、蓋章。關鍵是，高某在整個過程中既沒有冒充法人代表行事，也沒有越權簽約，完全是正當的經營行為和管理行為。

因此，銀行人員明知作為副總經理的高某沒有法人代表授權，其簽字不代表長城公司而不能導致協議生效，那么高某簽字的行為就不可能造成長城公司已經同意為摩登公司擔保的假象，事實上銀行工作人員也從未產生這種錯誤的認識和判斷。

(二)起訴書指控：“期間，被告人高某在長城公司對該保兌倉業務實際并不知情的情況下，仍然在深圳中信銀行寄來的第一份《提貨確認通知單》上簽字，幫助被告人何某進一步騙取銀行的信任。”

辯護人認為，起訴書關于高某幫助何某進一步騙取銀行的信任的指控不能成立。

1、被告人將《提貨確認通知單》混同于一般匯票業務簽字，簽署該提貨通知單是一種誤解。

被告人當庭解釋，因為通常經銷商從銀行取得匯票，銀行都會要生產商確認，被告人高某每年經手這樣的票據發貨簽字金額高達幾個億之多，而且摩登公司本來就是長城公司的經銷商，所以高某在簽這張提貨單時沒有特別留意，不知道是摩登公司和中信銀行的保兌倉業務提貨單，故高某簽字是一種疏忽和誤解，談不上幫助何某進一步騙取銀行信任的問題。被告人對這種疏忽和誤解不應承擔刑事責任。

2、即使推定被告人知道《提貨確認通知單》是保兌倉業務而簽字，也不能認定高某故意欺騙銀行。

退一步來講，即使我們推定被告人知道《提貨確認通知單》是保兌倉業務，辯護人認為，這種情況下也不能認定高某簽字的行為是故意欺騙銀行。

因為，我們必須注意到，該《提貨確認通知單》對應的匯票已經送到長城公司，高某在《提貨確認通知單》上簽字只是對提貨真實性負責，而事實是高某簽字后長城公司確實發了貨，履行了提貨單的義務，不存在欺騙銀行的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審查保兌倉合同真實性的責任和義務顯然應該在作為放貸單位的中信銀行。既然中信銀行已經發出提貨通知，說明保兌倉合同已經簽署并生效。因為高某沒有與曲吉溝通過此事，而何某與曲吉本人又很熟悉，高某有理由認為：既然合同生效，而且銀行的簽約程序又非常嚴格，反過來說明何某事后是取得了長城公司法人代表曲吉的同意的。高某作為副總，沒有權力和責任去跟法人代表核實。況且，卷宗中曲吉的筆錄也證實，曲吉與高某之間確實沒有溝通過此事，因此，高某有理由誤以為何某后來取得了長城公司法定代表人曲吉的認可而正式簽了約。

3、無論高某于何種情況下在《提貨確認通知單》簽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高某簽字的行為不會造成銀行損失的風險，更不存在欺騙銀行的問題。

高某簽字時長城公司已經收到了中信銀行開出的承兌匯票，對于高某來講，何某怎么取得銀行的匯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高某知道，匯票在長城公司，不可能對銀行造成損失。因為如果何某到期還不上錢，長城公司將余額補上，則銀行不會產生損失;而長城公司補上余額并不會導致長城公司損失，因為余額對應的貨物本身還在長城公司倉庫里。因此，高某是在銀行零風險的情況下簽字，其簽字行為在主觀上不可能有幫助何某騙取銀行貸款的故意，事實上該張匯票客觀上也沒有造成銀行損失。

三、高某的行為與何某同銀行簽約之間、與銀行貸款損失之間沒有因果關系，其行為不符合貸款詐騙罪的客觀要件。

1、高某的行為不是何某與銀行簽約的原因，其原因是何某的造假行為。

高某接待深圳中信銀行的工作人員，并在《保兌倉合作協議書》、《核保書》、《法人授權委托書》樣本上簽字的行為，并不是真正的簽約行為，也未產生何某與銀行簽訂保兌倉協議的結果。三方其實都明白，沒有長城公司法人代表曲吉的簽字蓋章，高某簽署的樣本不過是幾張廢紙。高某的行為并未造成長城公司同意簽約的假象，也未使銀行工作人員產生錯誤的判斷。洽談之后，何某和銀行怎么運作的，高某沒有參與，也不知情。

按照銀行的規則，簽訂保兌倉協議應當要求長城公司提供加蓋公章的營業執照副本，應當由法人代表曲吉當面簽署核保書，如果法人代表曲吉授權他人代簽除要提供授權委托書之外，還應當提供由曲吉親筆簽名的身份證復印件，等等。而銀行工作人員未按照規定的程序辦理，沒有盡到審查義務，致使何某有機可乘，通過造假達到與銀行簽署虛假的保兌倉協議的目的。

從這里我們看出，何某簽約成功的原因是其造假行為，高某只是被利用的一個環節，頂多算一個條件，不是原因。辯護人注意到，銀行工作人員的失職也是被何某利用的一個條件，為什么銀行工作人員不是共犯?可見控方對高某是何某共犯的認定顯然是錯誤的。

2、簽訂和履行《保兌倉業務合作協議書》不是銀行造成損失的原因，其原因是何某騙取承兌匯票的造假行為。

辯護人在此特別提請法庭注意到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由于對保兌倉業務操作模式的誤解，公訴機關對高某的犯罪指控，出現了行為和結果之間因果關系錯位的問題，而這種錯位的認識形成了認定犯罪性質的錯誤前提。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辯護人有必要在此介紹一下保兌倉業務的流程。結合案卷中《保兌倉業務合作協議書》第三條，保兌倉業務中“三方合作”具體操作流程是：

摩登公司先向中信銀行交付一定比例(不低于30%)保證金(比如30萬)，則中信銀行開具收票人為長城公司的、票面為100萬元的承兌匯票并直接交付給長城公司，其意義為：摩登公司支付30萬再貸款70萬買了長城公司100萬的貨。

長城公司收到這100萬元承兌匯票后，是否向摩登公司發貨以及發多少貨，由中信銀行通知。中信銀行只會在摩登公司已經交付的30萬保證金范圍內向長城公司發提貨通知。待摩登公司將該30萬的貨賣出回款后，將貨款(比如35萬)交給銀行，銀行再向長城公司發出35萬的提貨通知。如此循環，直至摩登公司交給銀行的款總共達到100萬，該筆承兌匯票業務終結。

如果摩登公司最終不能賣出100萬的貨(比如總共只回款80萬，則摩登公司交給銀行的款尚差20萬)，則由長城公司將該部分款項對應的20萬貨物“回購”，將20萬貨款退回給銀行。從而該筆保兌倉匯票業務終結。

辯護人提請法庭注意的是，銀行雖然授予摩登公司2000萬貸款額度，但銀行是把承兌匯票直接交付給長城公司而不是交給摩登公司，承兌匯票金額中超出保證金的部分即為銀行對摩登公司的放貸。因此，如果按照保兌倉業務的流程操作，何某雖然獲得授信額度但根本不能占有授信額度下實際發生的貸款。相反，摩登公司在整個交易過程中都是先付款再拿貨，即摩登公司每交一筆保證金，中信銀行通知長城公司發一筆貨。

因此，根據保兌倉業務特點和《保兌倉業務合作協議書》條文的約定，本案中三方開展該業務不可能形成何某貸款詐騙的結果。也就是說，騙取貸款的事實不可能發生在簽訂保兌倉協議的過程中。本案中何某的犯罪手段正是發生在匯票貼現過程中，不是也不可能發生在簽訂保兌倉業務合作協議的環節。簽約環節是個正常的、正當的行為。簡言之，簽訂保兌倉協議的行為本身在法律上根本就不可能成為構成貸款詐騙的客觀要件。

因此，由于何某與長城公司、中信銀行三方簽署的保兌倉合作協議客觀上不可能使銀行產生損失，則簽約行為與本案損失后果之間沒有因果關系。那么，無論高某對何某與銀行簽訂保兌倉協議是否有幫助，高某的行為都不構成犯罪。

事實上，正因為按照保兌倉業務操作流程無法拿到承兌匯票，何某才采取了私刻長城公司公章等造假手段，將銀行本應該交給長城公司的承兌匯票拿到何某自己手里，通過造假進行背書然后貼現，挪作他用，造成了銀行貸款的損失。這才是銀行貸款損失的真正的、唯一的原因。

而何某實施上述一系列造假行為事前未與高某共謀，實施過程中高某也未參與，事后高某直到案發才知情，這一點在何某的書面證明材料中講得非常清楚，所有行為與高某無關。控方僅僅以高某接待考察、簽署合作意向書樣本，簽署提貨確認通知單這些問題來認定高某與何某存在共同犯罪，證據是非常不充分的。退一步講，即使高某的行為在客觀上為何某后來造假的行為所利用，也不能對高某以共犯論處，因為我國刑法對共同犯罪規定很明確，必須有共同故意和共同行為，我國刑法從未規定存在“片面共犯”。

綜上所述，辯護人認為，被告人高某的行為與本案被告人何某之間既無騙取貸款的共同故意，也無騙取貸款的共同行為，并且，銀行資金損失發生在何某以造假手段冒用長城公司名義取得承兌匯票的環節，與三方簽訂及履行《保兌倉業務合作協議書》的行為之間沒有因果關系。因此，無論在主觀認識上還是在客觀行為上，高某的行為都不符合也不可能符合與何某的行為構成共犯的法定要件。請求法庭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正確適用法律，依法判決被告人高某無罪。

以上辯護意見，請合議庭參考采納。

被告人高某的辯護人

XX市XX律師事務所律師

田文昌 朱XX

20XX年X月XX日

綜合上面所說的，貸款詐欺罪對于被告來說也是有權利寫辯護詞的，只要辯護詞的理由恰當符合法律規定的情節那么就可以得到法院的認可，從而對于自己判決無罪或者從輕處罰 ，所以，只要有證據來證明犯罪的事實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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