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人在非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致人死亡的嚴重事故時有發生，司法實踐中，一般均是按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條即過失致人死亡罪來處罰。如某人駕車在廠區內的道路上行駛，因判斷失誤將一人撞倒致死，通常認定為過失致人死亡罪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如果某人酒后駕車在國道上行駛，因判斷失誤、措施不當，將一人撞倒致死，通常以交通肇事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兩相比較，從兩罪侵犯的客體、社會危害程度及兩人具體的犯罪情節分析，后者的罪過遠重于前者，而在量刑上卻恰恰相反。

罪刑均衡（也稱之為罪刑相適應）原則，是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之一，即刑罰的輕重與犯罪的輕重應當保持對應的均衡關系，輕罪輕罰，重罪重罰。犯罪與刑罰的均衡性，不僅是刑罰輕重與客觀社會危害性的均衡，也是刑罰輕重與犯罪人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的均衡。刑事立法規定、刑事司法確定刑罰的輕重，既要考慮到已然的社會危害性，又要考慮到未然的社會危險性——人身危險性。唯如此，方能體現刑法的公正價值取向。

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犯罪，從行為人的主觀看是出于過失，從客觀后果看，違反了注意義務并因此造成了致人死亡的嚴重后果，完全符合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構成要件。由于其危害的是公共安全，具有犯罪主體的特定性、犯罪環境的特殊性，尤其是犯罪侵犯客體的重要性，因此，立法者對該類犯罪單列為交通肇事罪，從而形成了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系。從客觀危害的程度上看，危害公共安全的過失犯罪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或社會共同生活的安寧，具有針對對象多，危害范圍廣、后果嚴重的特點，而一般過失犯罪危害的范圍有限，大多只會造成個別人死亡。因而，對危害公共安全的過失犯罪較一般過失犯罪加重處罰，是許多國家刑事立法的基本準則。另外，交通肇事罪與其他特別規定的過失犯罪（如重大責任事故罪、玩忽職守罪等）一樣，都與一定的職務或從事某種業務密切聯系，屬于業務過失犯罪。業務過失犯罪是因違反業務規則所引起的，而普通過失犯罪是行為人作為一般主體在日常生活中不盡其通常注意義務而構成。從罪過程度看，業務過失犯罪重于普通過失犯罪。當今各國刑法均主張，對業務過失犯罪應配置重于普通過失犯罪的刑罰，其理由是：（1）從事業務活動的人負有較普通人要求更高的業務上的特殊注意義務。（2）從事業務活動的人具有業務經驗、專業技能和特種技術，對危害結果的發生具有超過一般人的預見能力和回避能力。（3）業務過失犯罪的發生雖然具有較一般過失犯罪更大的條件性和偶然性，但并非不可克服。（4）業務過失犯罪往往發生在生產操作和交通運輸過程中，涉及到多人的利益和公共安全，影響面寬，危害結果嚴重。應該說，這些理由都較為充分。由此可見，業務過失和危害公共安全，是加重過失犯罪法定刑的兩個基本情節。當然，這兩個加重情節也有輕重區別，就社會危害性而言，顯然危害公共安全的嚴重性重于業務過失。

我國一直存在業務過失犯罪的刑罰與某些普通過失犯罪的刑罰不協調的問題。刑法修改前，過失致人死亡之罪（原過失殺人罪）最高刑可達十五年有期徒刑，而交通肇事罪最高刑為七年有期徒刑。也許是考慮到兩者量刑上的懸殊，修訂后的刑法將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最高刑降低為七年，但仍與通行的對業務過失犯罪從重處罰的原則相距較大，尤其表現在對非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死亡與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案件的處理上，出現了量刑不平衡的現象。筆者認為，我國刑法也應對業務過失犯罪加重處罰，尤其對危害公共安全的業務過失犯罪更應如此。理由前已闡明，即業務過失犯罪的危害結果往往大于普通過失犯罪的危害結果；其主觀惡性較普通過失犯罪（如過失致人死亡之罪）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大；對業務犯罪加重處罰是世界多數國家立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此外，加重對業務過失犯罪的處罰有助于從事業務的人員樹立良好的職業道德，因為危害公共安全的業務過失犯罪人無論是有認識還是無認識違反規章制度以致危害結果發生，都反映出行為人淡漠、甚至蔑視從事一定業務所要求的職業道德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