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10年1月4日，被告人高某伙同王某、孟某在河北省威縣某村利用能改變重量的遙控電子秤收購棉花，騙取4名農(nóng)民棉花1600余斤。1月5日，高某伙同王某、孟某在該村利用同樣手段騙取劉某棉花804斤。因劉某發(fā)覺，報警后當場將被告人抓獲。威縣物價局對涉案棉花估價為5294元。案發(fā)后，3被告人賠償被害人1萬元。

[分歧]

本案在審理中，對被告人高某、王某、孟某行為的定性有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利用電子遙控增加棉花重量，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增額價值秘密竊取，符合盜竊罪的特征，應以盜竊罪追究其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采用隱瞞真相的方法，利用電子遙控秤秘密增加棉花重量，使被害人支付增重多出的棉花款項，從而達到非法占有之目的，構(gòu)成詐騙罪。盡管被告人在犯罪實施過程中亦采取了一些秘密手段，但這并不影響本案采取欺騙方法騙取被害人錢款的詐騙犯罪性質(zhì)，故應以詐騙罪論處。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gòu)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shù)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從分則條文可以看出，詐騙罪在客觀上必須表現(xiàn)為一個特定的行為發(fā)展過程：即行為人實施欺騙行為——對方產(chǎn)生認識錯誤——基于認識錯誤處分財產(chǎn)——行為人獲得財產(chǎn)——受害人遭受財產(chǎn)損失。也就是說，詐騙罪要求被害人基于行為人的欺騙行為對事實真相產(chǎn)生錯誤認識，進而出于真實的內(nèi)心意思而自愿處分財產(chǎn)，是一系列的因果關系。在這個因果鏈條上，欺騙行為是起因，錯誤認識是中介，處分行為是結(jié)果，使行為人的犯罪目的最終得逞。

盜竊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公私財物數(shù)額較大或者多次竊取公私財物的行為。竊取是指以非暴力脅迫手段，違反財物占有人意志，將財物轉(zhuǎn)移為自己或者第三人占有。本罪的行為方式主要是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秘密竊取，當然并不限于秘密竊取，事實上也完全可能存在公開盜竊的情況。

從上可以看出詐騙罪和盜竊罪在實施犯罪的手段上是有明顯區(qū)別的：盜竊罪是行為人直接竊取財物，其指向的對象直接是財物本身;詐騙罪則是行為人通過實施欺騙手段，采用虛構(gòu)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使受害人上當受騙，從而騙取財物。也就是說，詐騙罪與盜竊罪的區(qū)別在于，詐騙罪是行為人用欺騙手段使受害人上當受騙，然后由受害人“自愿”將財物交付給詐騙人。詐騙犯罪實施的結(jié)果就是，使被騙人對事實產(chǎn)生錯誤認識，基于這種錯誤認識而將財物處分給詐騙人。事實上，雖然詐騙罪和盜竊罪都屬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侵犯財產(chǎn)型犯罪，但盜竊罪屬于違反被害人意志取得財產(chǎn)的犯罪，而詐騙罪屬于基于被害人有瑕疵的意志而取得財產(chǎn)的犯罪，犯罪手段的差別決定了盜竊罪和詐騙罪的不同性質(zhì)。

通常情況下，詐騙罪和盜竊罪是比較容易分辨的，審判實務中也存在兩罪不易區(qū)分的情形，主要指二者有交織的情形，即行為人在秘密竊取公私財物時，也采取了某種欺騙方法，或行為人在實施詐騙犯罪時，也采取了一些秘密手段。這種情形下，關鍵是要看行為人使用欺騙方法是否意在使對方陷入錯誤認識，進而對財產(chǎn)作出處分，造成了損失。也就是說，判定其是盜竊犯罪還是詐騙犯罪，不僅要看行為人是否采取了欺騙方法，關鍵還要看被害人是否基于錯誤認識處分了財產(chǎn)，成立詐騙罪要求對方陷入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chǎn)，被害人處分財產(chǎn)的是詐騙罪，沒有處分財產(chǎn)的是盜竊罪。

本案即是詐騙罪與盜竊罪交織的情形，被告人在犯罪實施過程中，在電子秤上安裝電子遙控增重裝置，之后利用該裝置秘密操作增加棉花的重量，而且通過此手段達到了非法占有被害人錢款之目的。雖極似秘密竊取之性質(zhì)，事實上被告人的根本意圖在于隱瞞遙控增重這一事實真相，欺騙被害人，使其錯誤地認可棉花稱重的“實際重量”，信以為真而“自愿”支付棉花款項。

確定本案定性的關鍵就在于，被害人基于被告人的欺騙行為產(chǎn)生了錯誤認識處分了財產(chǎn)。被告人并不是通過秘密手段直接竊取被害人金錢，而是在秘密狀態(tài)下利用遙控增重這一技術手段增重棉花，欺騙被害人，使其上當受騙，基于認識錯誤，被害人“自愿”地將款項付給被告人，最終被害人的財產(chǎn)損失是由自己的處分行為所導致。所以，被告人縱然在犯罪實施過程中采取了一些秘密手段，但亦應定性為詐騙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