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醉酒犯罪人的刑事責任能力

我國《刑法》第18條第4款規定：“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這就從法律上明確規定了醉酒犯罪應負完全刑事責任。然而在近幾年的司法實踐中對醉酒犯罪的刑事責任能力有了新的說法。筆者在十幾年的司法實踐中就曾先后遇到三起因醉酒犯罪而被減輕或免除刑事責任的案件。

二、醉酒犯罪案例

案例一：1997年春，犯罪嫌疑人葛××酒后盜竊一臺價值2000余元的摩托車，經大連市第七人民醫院鑒定，認為葛××屬急性酒精中毒，復雜性醉酒后犯罪，限制刑事責任能力。據此，甘井子區法院于同年7月對其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

案例二：犯罪嫌疑人王××，1998年10月酒后在大連石化工程公司院內盜走一臺價值千余元的摩托車后被抓獲，經檢察機關批準逮捕，公安機關以王××涉嫌盜竊犯罪移送起訴。1998年11月30日，大連市第七人民醫院鑒定認為王××為急性酒精中毒，復雜性醉酒，無刑事責任能力，12月9日公安機關撤銷案件，同日將嫌疑人釋放。

案例三：犯罪嫌疑人陳××，1998年9月16日因欲將其母的房子賣掉遭拒絕而不滿，酒后將其母五間瓦房中的三間燒毀，損失價值達2300余元。此案經批準移送起訴后，于1999年3月8日經大連市第七人民醫院檢查鑒定，陳××系慢性酒精中毒精神病，無刑事責任能力，同年3月10日陳××被釋放。

醉酒犯罪究竟應否負法律責任?應負何種法律責任?筆者認為答案只有一個，即醉酒犯罪應負完全刑事責任。應該指出，這里所說的“醉酒”僅指因大量飲酒而導致的純粹醉酒，至于因飲酒而引發并發癥導致精神疾病等則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下面筆者從醉酒的含義、特征及醉酒后的責任界定等幾個方面談談個人看法。

三、醉酒的含義及特征

醉酒即酒精中毒，從醫學角度講分為急性酒精中毒和慢性酒精中毒兩種。急性酒精中毒又分為生理性醉酒、病理性醉酒和復雜性醉酒;慢性酒精中毒從發展過程看可分為無節制飲酒、中毒期和中毒并發癥等階段。

生理性醉酒是指一次過量飲酒而出現的急性中毒，清醒后精神完全恢復正常，這種醉酒者往往不能從中吸取教訓，短時間便可重犯。這種人對自己的行為有充分的辨認能力，對醉酒行為后果也有充分的預見性。只要稍加努力，便可完全控制自己不出現醉酒。

病理性醉酒是很少發生的存在于極少數人中的特殊醉酒，是指原無醉酒史的人飲用了一般人不致于醉的少量酒后，而出現的深度的中毒現象，一般人能從醉酒中吸取教訓，終生不再飲酒，故不復發。該類醉酒者對于飲酒后的后果不能預見，醉酒時已經喪失了對自己行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從醫學角度講其性質屬于與嚴重的精神病相當的精神疾病。

復雜性醉酒是介于上述兩類醉酒之間的一種復雜現象，該類醉酒者對自己的行為的辯認和控制能力有所減弱又沒有達到完全喪失。

慢性酒精中毒者在開始無節制飲酒階段對自己的行為有辨認和控制能力，而在經過了相當長的一段反復醉酒后，到了中毒期和并發癥出現產生了肝、腎等內臟疾病甚至于精神疾病后，有可能對其行為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相對減弱。

四、醉酒犯罪刑事責任能力的界定

刑事責任能力是指行為人辨認和控制自己所實施的危害社會行為的能力，即行為人能夠認識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危害程度和刑事違法性，并在此基礎上以自己的意志決定自己的行為方向、實施時間、地點和程序，從而對自己所實施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所承擔的刑事責任的能力。

根據行為人辨認和控制能力程度的不同，又可將刑事責任能力作不同的分類，對于能夠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應為完全刑事責任能力，反之為無刑事責任能力，介于二者之間的為限制刑事責任能力。根據這種分類，結合前文所述醉酒類型，筆者認為生理性醉酒犯罪因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有辨認和控制能力，自然應為完全刑事責任能力，而病理性醉酒犯罪是由于行為人飲酒引起精神病發作，對自己的行為無辨認和控制能力，這已經超出了醉酒的范圍，屬于無刑事責任能力。除此之外，復雜性醉酒和慢性酒精中毒者犯罪就當負責任。因為1盡管復雜性醉酒和慢性酒精中毒行為人對其行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有所減弱，但并未完全喪失，況且這種減弱完全是行為人有意識造成的，是一種原因性過錯行為，可以說是行為人主觀上有罪過;2行為人稍加努(下轉第30頁)(上接第27頁)力完全可以杜絕這種醉酒行為的發生;3醉酒是一種惡習，違背社會公德。正是基于這幾點，我國1979年7月1日實施的第一部《刑法》就明確規定了醉酒犯罪必須負刑事責任。1997年10月實施的修改后的新《刑法》仍然將醉酒應負刑事責任列入法律條文之中。筆中先后查閱了近十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有關刑法方面的23個條例、補充規定和在各種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的130多個條文，從來都沒有涉及醉酒犯罪問題。因此，在刑法沒有修改之前或有關醉酒犯罪的刑事責任能力的司法解釋出臺前，對于醉酒的人減免刑事責任都有悖于現行刑法，有悖于我國刑法罪刑法定原則和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方針?，F行法律無論是否“合理”，他都是人們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人們只能讓自己的行為、認識去適應法律，以法律為坐標，修正自己的行為，而不能讓法律去適應個人行為、認識。因此，在實踐中法醫學界提出的復雜性醉酒和慢性酒精中毒負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觀點是錯誤的，與現行刑法精神相悖，不應認同。況且實踐中對醉酒鑒定矛盾百出，如案例一、二同為復雜性醉酒犯罪，一例為限制刑事責任能力而被判緩刑，另一例則因無刑事責任能力被釋放。案例三中嫌疑人的犯罪動機、目的很明確，能夠控制和辨認自己的行為能力，卻被認定無刑事責任能力，做出這種鑒定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至于病理性醉酒因其屬于飲酒引發的精神病，不應負刑事責任。

五、病理性醉酒與其它類型醉酒的區別

既然病理性醉酒屬精神疾病，不負刑事責任能力，那么實踐中應嚴格注意病理性醉酒犯罪與其他醉酒犯罪的區別。首先，病理性醉酒從表面看是一種醉酒狀態，實質上是屬于飲灑引發的精神病，屬精神病范疇，是一種病態反映;其它類型的醉酒僅僅是一種酒精中毒，而非病態反映，不會有本質的不同。其次，病理性醉酒多無行為能力，因此更談不上對自己行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而其它類型醉酒，醉酒者在醉酒期間，不僅有行為能力，而且對自己的行為有辨認和控制能力或者僅僅相對減弱。另外，病理性醉酒在精神病發作期間無意識能力，而其它類型醉酒者，對自己的行為是有意識而為之，盡管酒醒后，可能對行為記憶不請或全無記憶，但這僅僅是一種事后記憶喪失，而不是行為或對行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喪失。比如例二中的王××從廠內盜竊摩托車，騎到自己住處，途中遇到熟人，問及車的來歷，應答自如，而在案發后，對整個盜竊過程失去記憶，這僅僅是事后記憶喪失，其盜竊過程是有意識而為之，并不影響其盜竊罪的成立。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醉酒犯罪應負刑事責任，實踐中應嚴格執行《刑法》第18條第4款之規定。至于病理性醉酒因其不屬醉酒范疇，而屬精神病范疇，對其刑事責任能力應做精神病鑒定，適用《刑法》第18條第1款之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