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眾犯罪是必要的共同犯罪，是共同犯罪的一種。我國刑事立法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從立法上將共同犯罪固定在故意犯罪的范圍內。這就要求聚眾犯罪人必須要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它排除了過失這一罪過形式進入聚眾犯罪的領域的可能。

所謂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過意思聯絡，認識到他們的共同犯罪行為是危害社會的行為或者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決意參加共同犯罪，希望這種危害社會的行為進行以及希望或者放任這種危害社會的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它是共同犯罪人承擔刑事責任的主觀心理基礎。

聚眾犯罪的故意不是單獨犯罪故意的簡單組合，而是三人以上犯罪故意的有機統一，這種統一的紐帶就是主觀意思的聯絡。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刑法理論在論及共同犯罪的主觀方面時，都特別強調共同犯罪人之間的這種意思聯絡。日本刑法學家牧野英一指出：共犯的主觀要件是意思聯絡。由于甲的意思與乙的意思互相聯絡，其兩者的行為，才產生法律上統一觀察的結果。”前蘇聯刑法學家A·H·特拉伊寧也認為，如果不要求各共犯之間有一定的主觀聯系，就必然把刑事責任建立在幾個人的不同的行為客觀巧合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必然會導致所發生的結果的客觀歸罪。”這都是指共同犯罪人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法表明愿意共同實施某種犯罪。這種主觀的意思聯絡，不一定全部以明示的方式表達出來，還可以通過默示或者合乎邏輯的行為表現出來。聚眾犯罪的故意同樣也是如此，并且聚眾犯罪一般是直接的故意，即是希望危害社會的行為進行和希望危害社會的結果發生的心理狀態。在通常情況下，聚眾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具有雙重性：一是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是危害社會的行為或者自己的行為可能會造成的危害社會的結果持希望的心理態度；二是對他人(即與自己共同犯罪的人)的行為是危害社會的行為或者他人的行為可能造成的危害社會結果持希望的心理態度，這兩種心理態度的有機統一就構成了聚眾犯罪人的意思聯絡。

聚眾犯罪的故意只有實行故意，一般不存在組織故意和教唆故意，更不存在幫助故意。因為，聚眾犯罪是必要的共同犯罪，是刑法分則特別規定的犯罪，聚眾犯罪行為人都是實行犯，因而其組織故意和教唆故意在聚眾犯罪中都不是非實行故意，而是實行故意。也就是說，在聚眾犯罪中，組織、策劃、指揮、教唆、實施、參加的故意都是一種實行的故意，即行為人明知在聚眾犯罪中，自己是在和他人聚眾犯罪，自己的組織、策劃、指揮、教唆、實施、參加行為是危害社會的行為，或者對自己的組織、策劃、指揮、教唆、實施、參加行為可能造成危害社會的結果持希望發生的心理態度。

我們在研究聚眾犯罪時要特別注意同時犯的問題，不要將同時犯認定為聚眾犯罪。所謂同時犯”，是指二人以上的行為人沒有共同實行犯罪的意思聯絡，同時對同一目標實行同一犯罪的情況。正如德國刑法學者**·海因里希·耶賽克、**斯·魏特根所說的那樣：可能有數名彼此無關之人均作為正犯參與實施同一犯罪行為的情況發生(同時正犯)。”如果數人共同導致了構成要件該當的結果，同時又沒有共同的犯罪決意，是同時犯。”如行人對某車上散落下來的財物，沒有人組織、策劃、指揮，一哄而上進行哄搶，由于哄搶人之間沒有意思的聯絡，這種哄搶行為一般應當不認定為聚眾哄搶罪，對于哄搶人可以根據其哄搶的情節和數額，考慮分別以搶奪罪論處。

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有一些刑法理論學者認為聚眾犯罪一般具有無組織性，聚眾犯罪多為遽然而形成，因而，參加聚眾犯罪的各個人在聚眾的情況下，人人有機會為首謀，他們之間不以意思之共同及行為之分擔”為必要條件。這種觀點值得探討。如前所述，聚眾犯罪是一種必要的共同犯罪，既然是共同犯罪，就必然要求行為人之間有意思的聯絡，沒有意思的聯絡就不能稱之為共同犯罪。在聚眾犯罪中，都有首要分子，聚眾犯罪人在聚眾犯罪首要分子的組織、策劃、指揮下進行聚眾犯罪，這里的組織、策劃、指揮行為就具有組織行為的性質，其本身就帶有意思聯絡”的含義在內，如果沒有彼此之間的意思聯絡，聚眾犯罪無從進行，如果發生犯罪也只是同時犯而不是我們所說的聚眾犯罪。這其中的意思表示”、意思聯絡”不一定發生在聚眾犯罪的開始，也可以發生在聚眾犯罪開始后、進行中。同時，既然認定聚眾犯罪有首要分子，那么首要分子的組織、策劃、指揮作用就是起組織”的作用，這個組織行為”也就是將參加聚眾的各個人的意思聯絡起來，使其意思成為聚眾者的意思，進而使其他聚眾者的意思統一起來，否則其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無從體現。只是刑法不將此組織、策劃、指揮行為視為組織犯，而將其規定為實行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