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法律規定】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八條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具有毆打、侮辱情節的，從重處罰。

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兩款的規定處罰。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

非法拘禁罪

1.構成非法拘禁罪的，可以根據下列不同情形在相應的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

(1)未造成傷害后果的，可以在三個月拘役至六個月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

(2)致一人輕傷的，可以在六個月至一年六個月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

(3)致一人重傷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

(4)致一人死亡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

2.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可以根據非法拘禁人數、次數、拘禁時間、致人傷亡后果等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事實增加刑罰量，確定基準刑。

(1)非法拘禁時間超過24小時的，每增加12小時，可以增加一個月至三個月刑期。

(2)每增加一人或者一次，可以增加三個月至六個月刑期。

(3)每增加一人輕微傷，可以增加一個月至三個月刑期;每增加一人輕傷，可以增加三個月至一年刑期;每增加一人重傷，可以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

(4)每增加一級一般殘疾的，可以增加一個月至三個月刑期;每增加一級嚴重殘疾的，可以增加六個月至一年刑期;每增加一級特別嚴重殘疾的，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

(5)造成他人精神失常等其他嚴重后果的，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

3.有下列情節之一的，可以增加基準刑的20%以下：

(1)具有毆打、侮辱情節的;

(2)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

4.為索取合法債務、爭取合法權益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

(一)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案(第二百三十八條)

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禁或者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非法拘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

1、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24小時以上的;

2、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并使用械具或者捆綁等惡劣手段，或者實施毆打、侮辱、虐待行為的;

3、非法拘禁，造成被拘禁人輕傷、重傷、死亡的;

4、非法拘禁，情節嚴重，導致被拘禁人自殺、自殘造成重傷、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

5、非法拘禁3人次以上的;

6、司法工作人員對明知是沒有違法犯罪事實的人而非法拘禁的;

7、其他非法拘禁應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檢察工作中防止和糾正超期羈押的若干規定》

對于違反刑事訴訟法和本規定，濫用職權或者嚴重不負責任，造成犯罪嫌疑人超期羈押的，應當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紀律責任;構成犯罪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關于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的瀆職侵權重特大案件標準(試行)》

三十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案

(一)重大案件

1、致人重傷或者精神失常的;

2、明知是人大代表而非法拘禁的，或者明知是無辜的人而非法拘禁的;

3、非法拘禁持續時間超過一個月，或者一次非法拘禁十人以上的。

(二)特大案件

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為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解釋》

了正確適用刑法，現就為索取高利貸、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問題解釋如下：

行為人為索取高利貸、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典型案例】

《【黃某柱非法拘禁案】為索要上繳的傳銷出資款而拘禁上線的親戚構成非法拘禁罪》

被告人：黃某柱，男，1972年11月27日出生，漢族，四川省開江縣人，小學文化程度，農民。因涉嫌綁架于2000年4月4日被海口市公安局振東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6日經振東區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

海南省海口市振東區人民檢察院指控稱， 2000年4月2日晚上8時多，被告人黃某柱伙同王某、陳某、黃某、蘇某、姜某等人沖到海口市海甸島海景花園G東 7,04房，將非法傳銷人員鄒某星挾持到和平大道北端環島泳場附近的草地中控制起來，然后打電話給鄒某星的老婆索要6萬元贖金。公安機關接到報案后趕到現場，救出鄒某星，并于次日中午在黃某柱住處將其抓獲。海口市振東區人民檢察院認為，非法傳銷是國家明令禁止的非法活動，參加非法活動所投人的資金應由有關行政執法機關沒收上繳國庫，故被告人黃某柱等人無權追索3 900元人會費，其與被害人之間也不存在債權債務關系，且被害人鄒某星并非黃某柱的直接上線。另外，索要6萬元已明顯超過6個人的出資總和，故被告人勒索財物的主觀故意明顯。因此，從本案綁架對象、勒索錢財的數額、所采取的手段以及綁架過程的行為表現來看，被告人黃某柱一伙不是為了索取所謂債務，而是為了勒索錢財，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構成綁架罪。

2.被告人的答辯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

被告人黃某柱對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實無異議，但辯解其是為了向鄒某星之妻索要3 900元傳銷款才扣押鄒某星的，其行為不構成綁架罪。其辯護人提出，指控被告人黃某柱犯綁架罪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根據本案的證據和《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三款的規定，黃某柱的行為應定非法拘禁罪，理由是：從主觀方面看，黃某柱等人與鄒某星之妻蔣某娥之間有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黃某柱等人拘禁鄒某星的目的是為了索要債務，傳銷雖非法但并未簡單地被我國法律法規確認為是刑事犯罪活動，因此，上線欠下線的債務，顯然不是刑事犯罪意義的贓款應予追繳沒收，而是無效的民事法律行為，應適用返還財產的民法原則。而且從數額上講，參與扣押鄒某星的是7個人，除黃某柱外，其余幾人都有下線，他們不僅要討回自己的3 900元，還要為下線討回3 900元，因此，公訴人關于索要6萬元明顯高于傳銷出資，故應定綁架罪沒有證據支持。從拘禁對象上看，法律并未明確規定拘禁的對象必須是債務人本人，也未規定不是債務人本人就一定構成綁架罪而不構成非法拘禁罪。從黃某柱等人公開拘禁鄒某星的行為的客觀表現來看，也符合刑法理論有關非法拘禁的特征。此外，被告人黃某柱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輔助作用，是從犯，且有坦白情節，認罪態度好，應依法從輕處罰。

(三)一審事實和證據

海口市振東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被告人黃某柱于 2000年1月31日加入以“加盟連鎖”、“網絡營銷”為名的非法傳銷組織，其向上線蔣某娥(又名蔣某燕)交了3 900元取得業務員資格后，與其他加入傳銷組織的人員聚集在海口市白沙門中村一帶接受傳銷培訓。2000年4月2日晚上，當被告人黃某柱與其他傳銷人員聽“成功人士分享會”時，傳銷人員黃某、王某、陳某突然走進會場，稱傳銷是一場騙局，若想回家就去找上線把本錢拿回來。當晚8時許，陳某、黃某、王某、蘇某、張軍、唐某(均在逃)攜帶兇器與被告人黃某柱一起到海甸島海景花園X棟XXX房，向傳銷人員鄒某星(系蔣某娥堂妹蔣某娥之夫)索要6萬元，并將鄒某星帶離海景花園，鄒某星叫其同做傳銷的朋友李某生一同前往。在海景花園圍墻外的草地，鄒某星被迫打電話給其妻蔣某娥要蔣立即籌6萬元現金來贖人。隨后，陳某和被告人黃某柱等7個人押著鄒某星、李某生往北國城方向走，途中張軍離去，另一傳銷人員姜某(在逃)又一起挾持鄒某星。一行人邊走邊與蔣某娥聯系交錢的地點，并商定在和平大道最北端的草地處交錢放人。陳某和被告人黃某柱等7人將鄒某星、李某生押到和平大道最北端的草地并讓李某生去蔣某娥處取錢，不見李返回，當他們一邊看押著鄒某星，一邊用手機與蔣某娥繼續交涉時，發現公安人員已趕來，于是四處逃竄，被害人鄒某星也乘亂起身就跑，黑暗中背部被砍兩刀。公安人員解救鄒某星后，于第二天在白沙門中村 62號302房黃某柱的租住處將其抓獲。另查，被告人黃某柱及在逃的陳某、黃某、王某、蘇某、唐某、姜某等人均系蔣某娥做非法傳銷發展的下線，蔣某娥的上線是其堂妹蔣某娥。 上述事實有下列證據證明：

(1)鄒某紅的報案書，證實2000年4月2日晚8時許，其朋友鄒某星被持刀人強行押出海景花園，稱給6萬元現金才肯放人。

(2)公安機關的抓獲和破案經過證明，證實2000年4月2日晚，公安干警接報案后到和平大道北端草地解救被挾持的鄒某星，后在鄒某星及朋友的指認下，到白沙門中村62號抓獲被告人黃某柱的事實經過。

(3) 被害人鄒某星的陳述材料，證實其于2000年4月2日晚8時許，到海景花園C棟304房找朋友李某生玩，蔣某燕的下線陳某等人找蔣某燕要錢要不到便來找其索要6萬元，并將其挾持到和平大道北端環島泳場附近的草地。公安人員趕到現場時，其在逃跑過程中不知被誰砍背部兩刀的案發全過程。另鄒某星證實其妻堂姐蔣某燕收了陳某、黃某柱等人的3 900元錢，他們找其是為了向蔣某燕要回3 900元，加上其他做傳銷的損失，每人要拿回1萬元。

(4)證人鄒某紅、李某生、蔣某娥關于被告人黃某柱等7人持兇器挾持鄒某星并索要6萬元案發經過的證言和證人蔣某娥關于被告人黃某柱和陳某等7人是其做傳銷的下線，其向每人收取了3 900元，其上線是蔣某娥的證言。

(5)被告人黃某柱關于為了拿回傳銷出資與陳某等人持兇器挾持鄒某星并向上線蔣某娥索要6萬元的供述。

(6)兇器菜刀提取筆錄和照片、現場照片和被害人鄒某星傷情照片等證據，證實了被告人黃某柱及其同伙持兇器將被害人鄒某星挾持到和平大道北端的草地，當公安人員趕到后，鄒某星在逃跑中背部被砍兩刀的事實。

(四)一審判案理由

海口市振東區人民法院認為：

(1) 從主觀動機上看，黃某柱等人扣押鄒某星的目的是為了追討債務，根據被告人黃某柱始終供述一致的“逼鄒某星的老婆把做傳銷的錢還給我們”;被告人黃某柱一直將蔣某燕當做鄒某星的老婆和陳某在發動眾人去找上線時說“我們要把我們的本金拿回來”;以及被害人鄒某星關于“他們想找蔣某燕要回他們做傳銷的3 900 元”的陳述分析，黃某柱、陳某等7人扣押鄒某星事出有因，他們是想通過鄒某星找到蔣某燕拿回做傳銷的錢，是出于討還債務的動機。

(2)《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三款規定“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以非法拘禁罪論處，這里的“他人”，《刑法》并未明確僅指債務人本人，在實踐中，可理解為還包括債務人的親屬、合伙人及利害關系人等。陳某、黃某柱一伙挾持鄒某星，并不是無緣無故地見誰綁誰，找鄒某星是有原因的。被告人黃某柱關于“我們找不到蔣某娥，所以就把鄒某星抓起來，逼鄒的老婆把做傳銷的錢還給我們”與被害人鄒某星關于“他們想找蔣某燕要回他們做傳銷的3 900元，但找不到蔣某燕，而我和蔣某燕有親屬關系，所以他們就沖我來了”的陳述相吻合，可見挾持鄒某星是為了達到向蔣某燕追討債務的目的。

(3)被告人黃某柱一伙索要6萬元是否正當應考慮以下因素：從被告人黃某柱的供述中反映不出事前對6萬元如何分配有預謀，被告人黃某柱始終供稱其只是想要回自己的3 900元出資，在庭審中又補充供稱除了其沒有發展下線外，其他幾個人都有下線，他們不僅要討回自己的3 900元，還要為下線討回3 900元。關于黃某柱的這段解釋，從傳銷人員劉某虎關于王某是其上線的上線的交代中也能得到印證，劉某虎還交代：“后來聽說他們(指陳某一伙)又沖去海景花園把中級控制住，不許中級跑掉，好把我們的款退還我們”。從常理分析，黃某柱、陳述等人來海南做傳銷，除了3 900元出資款外，往來路費及幾個月的生活費也要花費上千元，所以他們損失不只是 3 900元，在他們看來，每人索要不僅僅是3900元，正如被害人鄒某星所述：“蔣某燕收了他們每人3900元，而且他們做傳銷這段時間又花了幾千元，所以他們要每人拿回1萬元”，當然這幾千元的損失，即使從民事角度講也不應受保護，但從刑事角度分析作案動機時，不能不考慮黃某柱一伙從主觀因素上講是為了索取他們自認為存在的債務。因此，綜合上述原因，在沒有充分證據否定陳某、黃某柱等人是為了替自己和下線要回各自的3 900元的情況下，不能簡單以6 萬元明顯高出7個人的3 900元出資總和而認為多出部分即屬勒索非法財物。

(4)是否存在債務是實踐中區分綁架罪與非法拘禁罪的一個重要界限，但債務是否合法并不是區別這兩個罪的標準。2000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通過的《關于對為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解釋》于同年7月19日起施行，該《解釋》明確規定，行為人為索取高利貸、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規定的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追索高利貸、賭債尚且以非法拘禁論，為追索傳銷出資而扣押、拘禁他人的行為自然也應如此。可見，行為人的主觀故意才是認定是綁架還是非法拘禁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債務是非法的，但行為人是出于追索債務的動機，而不是無緣無故、師出無名、純粹是為了勒索非法利益去挾持、扣押他人的，就不能認定是綁架罪，而宜以非法拘禁罪論處，這才更符合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

(5)關于辯護人提出被告人黃某柱系從犯的意見，因同案人均在逃，尚缺乏充足的事實、證據予以印證，故不予采納。鑒于本案的發生有一定的社會原因，被告人系初犯，認罪態度較好，有酌情從輕情節。本案被告人黃某柱伙同其他6人用菜刀等兇器挾持被害人，在被害人被公安人員解救時又砍傷其背部，故被告人黃某柱一伙的犯罪情節惡劣，影響較壞，應依法嚴懲。

(五)一審定案結論

海南省海口市振東區人民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人黃某柱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

(六)二審情況

一審宣判后，海口市振東區人民檢察院以原審判決適用法律不當，被告人黃某柱的行為應定綁架罪為由，向海南省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在二審審理過程中，海口市振東區人民檢察院向海口市中院撤回抗訴。海口市中院審查認為，海口市振東區人民檢察院撤回抗訴的要求符合法律規定，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百四十一條的規定，裁定準許海口市振東區人民檢察院撤回抗訴。

(七)解說

這是一宗非法傳銷人員為索要傳銷出資款而引發的刑事犯罪案件，案件的發生在當時的海南具有一定代表性和現實意義。自1999年以來，許多非法傳銷組織看上了海南島這塊風水寶地，紛紛越過瓊州海峽，以“加盟聯鎖”、“網絡營銷”等各種形式從全國各地誘騙成千上萬的傳銷人員來到海口，開展非法傳銷活動，海口市大量的出租屋成為傳銷人員生活、集會、發展網絡的場所。傳銷人員的涌人使海口市的社會治安形勢面臨著挑戰，傳銷人員中混雜著一些違法犯罪分子，他們利用講課、發展下線、推銷產品的機會，將目光瞄準了一些防范不嚴的單位和住戶，進行盜竊，有的甚至還從事販毒、搶奪、搶劫等犯罪活動。此外，非法傳銷人員中大部分都是上當受騙的外來人員，當他們眼見發財無望，身邊的錢物所剩無幾，連基本生活也成了大問題時，不少人鋌而走險，走上犯罪道路。僅以振東區法院為例，2000年7月12日到12月27日的五個半月里共受理非法傳銷人員犯罪案件 17件31人，占同期所受理刑事案件11.3%，黃某柱非法拘禁案就是其中較為典型的一例。該案的庭審和判決在海南省電視臺“電視法庭”欄目播出后，社會反響很大，使許多群眾受到了一次生動的法制教育，也使許多傳銷人員迷途警醒，配合政府取締非法傳銷組織、打擊非法傳銷的專項活動，收到了較好的社會效果。

本案中，公訴機關和法院對黃某柱的行為應如何定性存在分歧，公訴機關以綁架罪起訴，法院最終以非法拘禁罪定案是于法有據的正確判決。《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規定的綁架罪是指以勒索財物或者扣押人質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綁架他人的行為。《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三款規定的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行為從形式上看與《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的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的綁架行為很相似，但實質上二者卻有很大差別。一個是為了勒索財物，一個是為了追索債務，并以扣押“人質”作為討還債務的手段。法院根據黃某柱的主觀故意、客觀行為，準確適用法律，靈活運用證據，認定黃某柱的行為屬于追索債務而不是勒索財物，判案理由環環相扣，令人信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案公訴機關指控是綁架罪，而法院最終確定的罪名是非法拘禁罪，對于法院能否直接改變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在刑法理論界一直存在爭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百七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起訴指控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與人民法院審理認定的罪名不一致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這是人民法院有權變更檢察院指控罪名的法律依據，但實踐中情況較為復雜，對上述規定的適用也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筆者認為，如果公訴機關在起訴書中指控了某宗犯罪事實，認為已構成此罪，法院經審查，認為對該宗犯罪事實應定彼罪名，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法院可以按照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根據指控的事實和證據直接改罪名，本案就是一例。如果公訴機關指控了此罪名，法院審查認為應定彼罪名，但彼罪名的犯罪事實和證據在起訴書中并未直接涉及，此時法院如果直接改罪名，就有集起訴、審判于一身之嫌，違反刑事訴訟原則。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法院不宜直接改，罪名，而是應建議公訴機關撤回指控并按彼罪名重新起訴。

《田某等綁架案--為索取債務劫持他人并致人死亡的行為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田某，男，30歲，漢族，成都西部汽車城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經理，因涉嫌犯綁架罪，于1999年9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廖某方，男，36歲，漢族，農民。因涉嫌犯綁架罪，于1999年9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萬某友，男，43歲，漢族。鐵道部成都機車車輛廠工人.因涉嫌犯綁架罪，于1999年9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丁某富，男，40歲，漢族，鐵道部成都機車車輛廠工人.因涉嫌犯綁架罪，于1999年9月6日被逮捕。

延安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田某、廖某方、萬某友、丁某富犯綁架罪，向延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延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被告人田某在任成都西部汽車城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經理期聞，銷售給被害人劉某平解放柴油車3輛，重慶長安面包車1輛，總計價款435000元，劉僅付價款130500元.所欠304500元價款按雙方協議應在1998年3月25日以前付清。到期后.田某多次向劉索要未果。1999年7月初，田某讓萬某友找兩個人來西安幫其索款，事成后給萬等人12萬元酬謝。7月3日，萬某友叫同廠的丁某富，丁某富又叫廖某方并讓廖帶上廖家存放的“冬眠靈”針劑，廖、萬、丁三人又購買了4支一次性注射器，于4日乘火車來到西安。7月5日，田某在西安租得1輛桑塔納轎車，并給廖某方、萬某友、丁某富每人l把水果刀。7月6日下午7時許，四被告人到達延安。晚9時許.田某、廖某方與被害人劉某平飯后同車去賓館，在賓館附近田讓路邊等候的萬某友、丁某富二人上車，即調轉車頭向西安方向駛去。劉某平詢問干什么，廖某方即拿出刀子威脅劉不許鬧，田某稱去西安把事情說清楚，不會對劉進行傷害。車開出延安后，田某害怕劉某平鬧，停下車在劉的右臂注射“冬眠靈”兩支，致劉睡著，次日早5時許在西安境內劉某平醒后，田某讓萬某友給劉注射“冬眠靈”1支，劉又睡著。車駛人四川境內劉醒后，廖某方、萬某友二人叉給劉注射1支“冬眠靈”。當車要過四川劍門關時，田某害怕交警查車，再次讓萬某友給劉注射“冬眠靈”1支。7月8日凌晨2時許，車到達四川省新都縣石板灘鎮勝利村。四人將劉抬到與廖某方相識的范某家地下室。此時.劉已息微弱。后田某、萬某友二人回到成都修車。廖某方、丁某富二人在范家休息。7月8日中午12時許，田、廖、萬、丁到地下室發現劉某平已死亡。為避免被人發現，田、廖提出將尸體碎尸后，裝入桶內沉入河底，其他人同意。四人分工后于9日按計劃實施。田某、萬某友又將劉的衣服燒毀。7月12日，田某給劉某平家打電話索要28萬元，威脅否則采取措施。四被告人被捕后對其犯罪事實均供認不諱。

延安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田某、廖某方、萬某友、丁某富為索取債務，非法綁架他人致人死亡，其行為均構成綁架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一款，第五十七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和第二十七條的規定.于2000年3月22日判決如下：1.被告人田某犯綁架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2.被告人廖某方犯綁架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3.被告人萬某友犯綁架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4.被告人丁某富犯綁架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田某、廖某方、萬某友及其辯護人均以原判定性不準，量刑畸重為由，提出上訴。

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上訴人田某、廖某方、萬某友和原審被告人丁某富為追索債務，采取綁架手段.非法拘禁債務人。使債務人劉某平失去人身自由。田某等人為了控制劉某平，多次給劉注射冬眠靈，經法醫鑒定，沒有充分依據證實劉某平系因注射該藥而直接致死。故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拘禁罪。對田某、廖某方、萬某友和其辯護律師所提四被告人的行為構成非法拘禁罪.不構成綁架罪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予以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 (二)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二十七條、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于2002年1月7日判決如下：1、撤銷延安市中級人民法院(2000)延刑初字第4號刑事判決;2.上訴人田某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3.上訴人廖某方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4上訴人萬某友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5.原審被告人丁某富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

二、主要問題

1.為索取債務而綁架他人并致人死亡的行為如何定性?

2.對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二款中的“使用暴力致人死亡”應如何理解?

被告人田某、廖某方、萬某友、丁某富因被害人欠帳不還而將被害人挾持到四川，途中為控制被告人多次給被害人注射“冬眠靈”，致其死亡的犯罪事實清楚，但定什么罪在審理中有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本案被告人有綁架他人行為.并致他人死亡應定綁架罪;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被告人為索討合法債務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強行給被害人注射“冬眠靈”針劑，并導致其死亡，屬于在非法拘禁中使用暴力致人死亡，應轉化按故意殺人罪論處;第三種意見認為，本案被告人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在非法拘禁過程中，恐被害人喊救，不能將其安全帶回，強行給其注射“冬眠靈”，雖致被害人死亡，但并沒有希望或放任被害人死亡的主觀故意。發生被害人死亡的結果，是因為被告人的過失所致。因此，仍應屬于非法拘禁罪過程中致人死亡，定非法拘禁罪。

三、裁判理由

(一)被告人田某等人為索取債務而綁架他人的行為應定非法拘禁罪，而非綁架罪

綁架罪是以勒索財物或者扣押人質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綁架他人的行為。而非法拘禁罪是以非法拘留、禁閉或者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權利的行為。綁架罪和非法拘禁罪，兩者都是侵犯他人人身自由權利的犯罪，而且，綁架罪在客觀上必然表現為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且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方法與非法拘禁罪的方法沒有質的區別，都可以是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非法拘禁罪也可以由綁架的方式構成，兩罪在將被害人綁架、劫持的空問特點上也一樣，既可以是就地不動，也可以是將被害人擄離原所在地。審判實踐中，兩罪界限易混淆多是表現在為索債而綁架、扣押人質的案件中。近年來，社會上出現了不少因債權債務關系引起的“綁架索債型”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案件，即為追索債款，以強行扣押“債務人或其親屬”的方式，脅迫債務人親屬或債務人履行還債義務， “以錢換人”的犯罪行為。像本案中的田某等人為索要債務將被害人劫持到四川，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為即是如此。這種行為形式上與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的綁架行為很相似，但在性質上卻有著根本區別：第一.兩者的犯罪目的截然不同.前者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后者以追索債務為目的，以扣押“人質”作為討還債務的手段。第二，兩者在被綁架人方面存有差異，前者被綁架人自身一般都無什么過錯，且可以是任何不特定的人;而后者被綁架人大多自身有一定的過錯即欠債不還，且一般只可能是債務人本人或其近親屬。本案被告人以索取債務為目的，綁架債務人的行為，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三款“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規定，其行為性質應屬非法拘禁，而不是綁架。因此，在罪名認定上，應是非法拘禁罪，而不是綁架罪。

(二)對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二款“使用暴力致人傷殘、死亡”的理解

根據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二款的規定，因非法拘禁致人重傷、死亡的，仍應定非法拘禁罪，分別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在非法拘禁中使用暴力致人傷殘、死亡的，則應分別定故意傷害(重傷)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即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從該條規定可以看出，在非法拘禁中“致人重傷、死亡”和“使用暴力致人傷殘、死亡”兩種情形都有重傷、死亡的結果，兩者的不同在于后者強調的是使用暴力，且傷殘、死亡的結果應當是由暴力行為造成的，即暴力與傷殘、死亡結果存在著直接、必然的因果關系。在非法拘禁中.行為人如果投有使用暴力而致人重傷、死亡的，或者雖然使用了一定程度的暴力，但該暴力根本不足以致人重傷、死亡或者說重傷、死亡的結果不是因為暴力造成，而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就不是“使用暴力致人傷殘、死亡”，而是非法拘禁“致人重傷、死亡”。對此，在罪名認定上，就依然只能定非法拘禁罪，而不能轉化為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本案中被告人為將被害人順利押到目的地，多次強行給被害人注射“冬眠靈”致其昏睡，其中第一次注射時伴有口頭威脅，其他幾次注射時，被害人均處于半昏睡不能抗拒的狀態。這種強行注射“冬眠靈”致人昏睡，不能反抗的方法。雖有一定程度的“暴力”性質，但又不同于毆打、捆綁等典型的暴力形式.而是介乎于“脅迫”、“其他方法”與“暴力”之間。更為關鍵的是，本案被害人的死亡結果并非是由行為人強行注射“冬眠靈”所致。根據專家鑒定結論，注射的藥物并不足以致被害人死亡，被害人的死亡是各種綜合因素作用的結果，其中包括藥物反應、被害人水鹽電解質的紊亂、低血糖、地下室缺氧等因素。據此，可以說，即便強行注射“冬眠靈”的行為屬于“使用暴力”，本案的情形也不能說是單純或主要因“使用暴力致人死亡”。從主觀方面分析，“使用暴力致人傷殘、死亡”應屬于故意犯罪范疇即施暴人對其暴力行為可能致人傷殘、死亡應是出于希望或放任的心理態度。這是立法規定“使用暴力致人傷殘、死亡”應轉化為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的原因所在。而非法拘禁中“致人重傷、死亡”，則是指過失致人重傷、死亡的情況，即行為人故意實施了非法拘禁的犯罪行為，在非法拘禁中又因過失而造成被拘禁人重傷、死亡的嚴重后果。如在捆綁、關押過程中過失地引起被害人死亡，被害人在拘禁過程中因不堪行為人的折磨而自殺身亡等等。本案被告人田某等人在非法拘禁過程中強行給被害人注射“冬眠靈”，其目的是為了討回債務，并不希望剝奪被害人的生命，也無放任被害人死亡的心理態度。但將被害人非法拘禁達30多個小時，期間多次給被害人強行注射“冬眠靈”，田某等人盡管無醫學專業知識，但作為正常人，僅從生活常識考慮，也應當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會誘發其他因素從而影響被害人的生命健康。被告人基于討債心切，并害怕被害人家屬追趕.忽視了這種危害結果的發生，最終造成了被害人死亡。其行為符合“過失致人死亡”的特征。由于刑法對非法拘禁中過失致人死亡已作了專門規定，故二審法院對本案改定非法拘禁罪，并相應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內對各被告人量定刑罰是正確的。至于被告人等在被害人死后碎尸，有些人認為據此可以推斷出被告人對被害人的死亡結果具有放任心態，我們認為是不恰當的。因為事后行為有時可能是前面行為的延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印證前面的行為，但也不能作為證明被告人作案時主觀故意內容的主要甚至是惟一依據，而僅僅只能是參考;有時事后行為則可能與先前的行為完全不屬同一性質，而是另有目的，更不能作為推斷被告人作案時主觀故意內容的依據。本案被告人田某等人在債務人死亡后碎尸。其目的是為了掩滅罪跡，但并不能必然證明被告人有殺人的故意，結合全案事實，案件的性質仍應認定為非法拘禁罪。

雷某飛等非法拘禁案--“索債型”扣押、拘禁案件的定性?

(一)首部

1.裁判書字號

一審判決書：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2)一中刑初字第3395號。

二審裁定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3)高刑終字第98號。

2.案由：綁架案。

3.訴訟雙方

公訴機關：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檢察員朱蘭。

被告人(上訴人)：雷某飛(路易·阿爾伯特·索菲Louie Albert Slaofei)。因本案于2002年4月28日被逮捕。

辯護人：趙律師，北京市致衡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上訴人)：吳某群。因本案于2002年4月23日被逮捕。

辯護人：付律師，北京市京辰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原審被告人)：尹某良。因本案于2002年4月23日被逮捕。

4.審級：二審。

5.審判機關和審判組織

一審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合議庭組成人員：審判長：賈連春;代理審判員：鄭文偉、劉宇紅。

二審法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合議庭組成人員：審判長：趙德云;代理審判員：孫偉、符忠良。

6.審結時間

一審審結時間：2002年12月20日。

二審審結時間：2003年4月14日o

(二)一審情況

1.一審訴辯主張

(1)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指控稱

被告人雷某飛、吳某群、尹某良等人預謀后，于2002年3月10日17時許，在北京市朝陽區甘露園南里XX號朝陽園公寓X號樓下，將加拿大阿維馬克思集團公司北京辦事處亞太區航空主任戴夫綁架至北京市大興區德茂小區1號樓1門103室，強迫戴夫打電話給公司經理，讓其從戴夫的辦公抽屜內取出美元4000元及護照等物品交給吳某群等人，被告人雷某飛還指使孫凱多次打電話向戴夫的妻子索要美元25萬元。2002年3月15日17時許，公安機關將戴夫解救。

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雷某飛、吳某群、尹某良的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條第一款的規定，已構成綁架罪。

(2)被告人的答辯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

被告人雷某飛辯稱：其未指使吳某群等人綁架被害人戴夫，不構成綁架罪。

雷某飛的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是：雷某飛與被害人戴夫是合伙投資關系，戴夫應對債務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雷某飛與吳某群等人在拘禁戴夫的問題上沒有預謀，吳某群等人拘禁戴夫是為索取好處費，有其獨立的性質，故雷某飛的行為構成非法拘禁罪;且雷某飛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請求法院對雷某飛予以從輕或減輕處罰。

被告人吳某群辯稱：其只是幫雷某飛要債，沒有預謀綁架。

吳某群的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是：吳某群的行為應認定為非法拘禁罪;且在本案中系從犯，亦未造成嚴重后果，應對吳某群從輕或減輕處罰。

被告人尹某良辯稱：其只是幫助要債，沒有預謀綁架。

2.一審事實和證據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被告人雷某飛與加拿大阿維馬克思集團公司北京辦事處亞太區航空主任戴夫·羅西因生意糾紛產生矛盾，后雷某飛找到被告人吳某群幫忙，吳某群又糾集被告人尹某良等人預謀綁架戴夫·羅西。吳某群、尹某良為實施綁架行為承租了北京市大興區德茂小區1號樓1門103號房屋一處。 2002年3月10日17時許，被告人雷某飛、吳某群、尹某良等人在北京市朝陽區甘露園南里XX號朝陽園公寓X號樓下，將戴夫·羅西騙上吳某群駕駛的汽車后帶至北京市大興區德茂小區1號樓1門103號的租房處，對戴夫·羅西進行扣押、威脅，并強迫戴夫打電話，讓其公司經理取出戴夫辦公室抽屜內的美金 4000元及護照等物交給吳某群等人。后三被告人伙同他人還讓戴夫·羅西多次給其親屬打電話索要美元25萬元。2002年3月15日17時許，公安人員將被告人雷某飛抓獲，雷某飛交待了關押戴夫的地點后，公安人員前往上述地點將吳某群、尹某良抓獲，同時將被害人戴夫·羅西解救。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定上述事實的證據有，被害人戴夫·羅西的陳述，證人特里薩，李、紀晶、郝某、吳小弟、周某慧、徐某榮的證言，受理刑事案件登記表、抓獲經過、國籍認定書和加拿大駐華使館照會及吳某群、尹某良的供述等。

3.一審判案理由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根據上述事實和證據認為：對于被告人雷某飛的辯解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經查，被告人吳某群、尹某良均供述在綁架戴夫前多次找雷某飛商量綁架戴夫的事宜，且在綁架戴夫的當天三被告人還在一起預謀如何將戴夫帶至關押地點，被害人戴夫的陳述亦證實被綁架后雷某飛對其威脅并索要贖金50萬美元，且雷某飛在預審期間亦供述其讓吳某群等人綁架戴夫，并與吳某群等人合謀實施了綁架行為，故雷某飛的辯解及辯護人的此項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在案證據不足以證實雷某飛向戴夫追索欠款行為的合理性，辯護人亦未提供雷某飛所負債務的有效證明，且雷某飛等人向戴夫的家屬索要25萬美元贖金亦超出雷某飛所稱要向戴夫追索欠款的數額，故辯護人的此項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

對于被告人吳某群、尹某良的辯解，經查，雷某飛稱戴夫欠其人民幣70余萬元，后找到吳某群幫助追索債務，吳某群、尹某良等人將戴夫拘禁。尹某良在公安機關預審期間供述，吳某群讓其幫助雷某飛追回人民幣40余萬元，但雷某飛等被告人拘禁被害人戴夫后向其家屬勒索25萬美元，此時，吳某群、尹某良的犯罪故意已由索要債務轉變為勒索錢財，故吳某群、尹某良的辯解及吳某群的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

據此，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雷某飛、吳某群、尹某良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其行為均已構成綁架罪，均應依法懲處。鑒于被告人雷某飛被抓獲后能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吳某群、尹某良，有立功表現，故對雷某飛依法應予從輕處罰。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雷某飛、吳某群、尹某良犯綁架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指控罪名成立。對于被告人雷某飛的辯護人所提雷某飛在犯罪中是從犯，請求從輕或減輕處罰的辯護意見，經查，被告人雷某飛指使吳某群等人綁架戴夫，并共同實施了綁架行為，后威脅被害人給其家屬打電話索要贖金，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故雷某飛辯護人的此項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對于被告人吳某群的辯護人所提吳某群系從犯，請求對其從輕處罰的辯護意見，經查，吳某群糾集尹某良等人預謀綁架戴夫，為此吳某群等人還在北京市大興區租房一處，在關押被害人期間，吳某群曾到被害人戴夫的公司取回戴的錢物，在整個犯罪過程中吳某群即是糾集者又是積極參與者，起主要作用，不能認定為從犯，故吳某群的辯護人的此項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

4.一審定案結論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一款、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五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八條第一款、第三十五條、第六十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之規定，作出如下判決：

(1)雷某飛犯綁架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4000元，驅逐出境。

(2)吳某群犯綁架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2000元。

(3)尹某良犯綁架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000萬元。

(4)追繳被告人雷某飛、吳某群、尹某良的違法所得美元4000元發還被害人戴夫·羅西。

(三)二審訴辯主張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雷某飛訴稱：其沒有事先預謀，其未向戴夫·羅西索要錢財;其與整個事件無關，沒有證據證明其犯綁架罪，原審判決認定其犯綁架罪沒有根據。

雷某飛的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是：雷某飛沒有預謀綁架的主觀故意，也未實施綁架勒索的客觀行為，原審判決其犯綁架罪，認定事實不清，定性不準;雷某飛與戴夫·羅西之間存在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雷某飛索要的數額并未超過對方所欠的數額，雷某飛的行為應認定為非法拘禁罪;雷某飛無前科，其行為未造成嚴重后果，且雷某飛有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其他同案犯的立功表現，建議二審法院對雷某飛從輕或減輕處罰。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吳某群訴稱：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定性不準;其沒有勒索錢財的目的，是雷某飛讓其找對方索要欠款。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意見：原審判決認定雷某飛、吳某群、尹某良犯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及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建議二審法院駁回雷某飛、吳某群的上訴，維持原判。

(四)二審事實和證據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上訴人雷某飛與加拿大阿維馬克思集團公司北京辦事處亞太區航空主任戴夫·羅西因生意糾紛產生矛盾后，雷某飛找到上訴人吳某群，吳某群又糾集原審被告人尹某良等人預謀采用劫持戴夫·羅西的方法，向戴夫·羅西索要債務。為此，吳某群、尹某良承租了北京市大興區德茂小區1號樓1門 103號。2002年3月10日17時許，雷某飛、吳某群、尹某良等人在北京市朝陽區甘露園南里XX號朝陽園公寓X號樓下，將戴夫·羅西騙上吳某群駕駛的汽車劫持至北京市大興區德茂小區1號樓1門103號，對戴夫·羅西進行扣押、威脅，強迫戴夫·羅西打電話讓其公司經理取出戴夫·羅西辦公室抽屜內的美元 4000元及護照等物交給吳某群等人。雷某飛、吳某群、尹某良伙同他人還讓戴夫·羅西多次給其親屬打電話索要25萬美元，后又要求付給15萬美元。 2002年3月15日17時許，公安人員將雷某飛抓獲。雷某飛交代了關押戴夫·羅西的地點，后公安人員前往上述地點，將吳某群、尹某良抓獲，并將戴夫·羅西解救。

上述事實有以下證據證明：

1.被害人戴夫·羅西陳述，其與雷某飛于2000年10月在加拿大認識，后一起到中國搞公司，雷某飛出錢，其給雷打工，到中國后雷某飛給其28400元的飯費和生活費，沒有給其工資，尚欠其2.3萬美元。2002年3月8日11時許，一個中國女子到公司應聘，并要其名片。3月10日16時許，這個女子打電話說想約其吃晚飯。18時30分，這女子乘坐一個年輕男子(吳某群)駕駛的白色桑塔納轎車到北京市朝陽區朝陽園公寓接其，其上車后女子下車，從后門兩側上來兩個男子，用一件夾克將其頭蒙住。停車后見阿爾伯特·路易(雷某飛)坐到副駕駛位置。雷某飛對其辱罵、威脅，讓其給雷50萬美元。后來他們將其帶到一個房間內。開始他們要50萬美元，后要25萬美元。12日其與妻子通了電話，讓妻子借25萬美元。他們還讓其給公司職員打電話說，一會兒有人去公司取其東西。后那個司機(吳某群)去公司取走4000美元、照相機、護照等物。15日他們講給125000美元就放人，出去后再給剩下的一半。

2.證人特里薩李(戴夫·羅西之妻)證實，2002年3月12日12時許，戴夫·羅西打來電話說他被綁架，不能報警，綁架的人要25萬美元。16時許，他們來電話說：戴夫·羅西晚上九十點鐘再給其打電話，他們還說有一個義父生意上賠了，想找戴夫·羅西要點錢。后他們打來電話讓其周一拿錢換人。13日其向公安機關報案。回家后收到三個電話錄音，說給15萬美元就放人，另外10萬美元以后再給。

3.證人紀晶(加拿大阿維馬克思集團公司北京辦事處經理)證實，其于2001年6月到勃愛特技術有限公司工作，法人叫林瑾，公司是雷某飛的，最初雷某飛和戴夫·羅西是合伙開公司。雷某飛給過戴夫·羅西一次租房費人民幣1.5萬元，還零散給過幾千元，戴夫·羅西沒有工資單。合作時雷某飛帶著戴夫·羅西去過中國民航學院，分開后戴夫·羅西另開了一家公司，自己去聯系中國航空學院開發新項目，雷某飛向戴夫·羅西要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分成。2002年3月11日上午，沒見戴夫·羅西上班。3月12日早上，同事布賴特說，戴夫·羅西打電話說在香港過兩天就回來。當日11時許，戴夫·羅西打來電話說有一個姓陶的男子來公司取戴夫·羅西的東西。后一個自稱姓劉的男子到公司，其覺得與電話講的不符，未將物品給來人。戴夫·羅西又打來確認電話，其將戴夫·羅西抽屜里的4000美元、六張卡、機票、護照給了來人。

4.證人郝某(雷某飛之妻)證實，雷某飛有兩個公司，一個叫雷登國際有限公司，一個公司是做影視培訓的。在做影視培訓之前，雷某飛與戴夫·羅西在北京機場做過幾期小的培訓項目。后雷某飛說，戴夫·羅西要走，還說戴夫·羅西欠他很多錢，這個人很壞。

5.證人吳小弟證實，雷某飛有兩個公司，雷某飛于2001年初與戴夫·羅西開始合作影視培訓班但沒掙到錢。其聽雷某飛說，戴夫·羅西在中國的吃、住、行以及回國的機票的錢都是雷某飛出的。雷某飛跟其說給戴夫·羅西1.5萬元人民幣交房租，其讓戴夫·羅西打了一個欠條，戴夫·羅西說這錢應該是雷某飛給你，雷某飛說過幾天給錢。可能是因為雷某飛最先談的航空培訓，后來戴夫·羅西又自己去談，想把這個活搶下來，雙方發生矛盾。

6.證人周某慧證實，雷某飛的公司叫勃愛特公司，做咨詢服務，注冊資金10萬元。其于2001年7月份來公司工作。戴夫·羅西是首席運營官，雷某飛告訴其，戴夫·羅西是一個小股東，在九十月份戴夫·羅西基本就不上班了。戴夫·羅西在公司里支過一筆1.5萬元人民幣是租房用的，這錢是從公司注冊資金里取出。戴夫·羅西給公司打了一張欠條，打欠條時其與紀晶、吳小弟在場。雷某飛告訴其只管戴夫·羅西的住房、交通。戴夫·羅西沒向公司報過賬。

7.證人徐某榮證實，2002年3月10日左右，姓尹的到小區存車處打聽誰家出租房，打算租一個一層三居室，其告訴他德茂小區1號樓1門103號胡福玲的房出租，姓尹的帶一個男子看了房，就把房租下了，那個男子給了600元房租。

8.北京市公安局刑事偵查總隊大案支隊出具的受理刑事案件登記表證明，2002年3月13日李女士報案稱其夫戴夫·羅西被綁架。

9.北京市公安局刑事偵查總隊大案支隊出具的抓獲經過證明，2002年3月13日，公安機關接報案稱事主戴夫·羅西(男，58歲，加拿大人)被綁架。后立即開展工作，3月15日發現曾與事主共事的雷某飛有重大犯罪嫌疑，并于當日17時10分，在北京市大興區德茂小區將雷某飛抓獲后，雷交代伙同吳某群、尹某良等人關押戴夫·羅西的事實，并供認人質關押地點，17時30分在該地點將人質解救并將看守人質的吳某群、尹某良抓獲。

10.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國籍認定書及加拿大駐華使館照會證明，雷某飛系加拿大國籍。

11.吳某群、尹某良供述作案的時間、地點、手段等情節與上述證據相符。

(五)二審判案理由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對于雷某飛上訴所提其沒有事先預謀，未向戴夫·羅西索要錢財部分，經查，同案人吳某群、尹某良的供述均能證明，雷某飛與戴夫·羅西因經濟糾紛產生矛盾后，雷某飛找到吳某群，吳某群又找尹某良等人多次預謀劫持戴夫·羅西;被害人戴夫·羅西的陳述亦證明，其被雷某飛等人劫持、扣押后，雷某飛強迫其打電話讓公司經理交出4000美元及護照等物，又多次強迫其給家屬聯系索要錢財;戴夫·羅西的陳述與多名證人的證言相一致，且與同案人吳某群、尹某良的供述相吻合，事實清楚，足以認定。雷某飛辯稱其與整個事件無關，經查，吳某群、尹某良與雷某飛及被害人戴夫·羅西均無宿怨，吳某群、尹某良的多次供述內容穩定，二人的供述能夠相互印證系受雷某飛指使，共同劫持并拘禁被害人戴夫·羅西，后又強迫被害人給其家屬打電話索要錢財的事實，雷某飛的辯解，與已查明的事實不符，沒有證據證明。

吳某群所提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部分，經查，其受雷某飛的指使，又糾集尹某良等人，共同劫持并拘禁被害人戴夫·羅西，后又強迫被害人給其家屬打電話索要錢財，該事實有被害人戴夫·羅西的陳述，多名證人的證言及同案人尹某良的供述在案證明，吳某群的供述與上述證據亦能相互印證，事實清楚，足以認定。

據此，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上訴人雷某飛與他人因經濟糾紛產生矛盾后，與上訴人吳某群、原審被告人尹某良采用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手段索取債務，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為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解釋》，應構成非法拘禁罪，依照我國法律均應予以懲處。鑒于雷某飛被抓獲后能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同案人吳某群、尹某良，有立功表現，故對雷某飛依法可予從輕處罰。經查，雷某飛所提上訴理由均與已查明的事實不符，不能成立，應予駁回。雷某飛的辯護人所提原審判決認定雷某飛犯綁架罪，定性不準，雷某飛的行為應認定為非法拘禁罪;雷某飛有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其他同案犯的立功表現，建議對雷某飛從輕處罰的意見成立，予以采納，其他辯護意見沒有事實及法律依據，不予采納。吳某群上訴所提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部分，與已查明的事實不符，不能成立，應予駁回;其所提原審判決定性不準的上訴理由成立，予以采納。檢察機關建議維持原審判決的意見，不予采納。原審法院根據雷某飛、吳某群、尹某良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所作的判決，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審判程序合法;但原審判決以綁架罪，分別判處雷某飛、吳某群、尹某良刑罰，定罪及適用法律有誤，應予改判。

(六)二審定案結論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二)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一、三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四款、第六十八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一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為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的規定，作出如下判決：

1.雷某飛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

2.吳某群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

3.尹某良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

(七)解說

對本案犯罪人實施的“索債型”扣押、拘禁他人的行為的定性，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犯罪人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行為均已構成綁架罪。一審法院及公訴機關、二審出庭檢察院均持此種意見。二審法院持另一種意見，即認為犯罪人的行為系因經濟糾紛，而采用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手段索取債務，應構成非法拘禁罪。

綁架罪是指以勒索財物或者為實現其他非法利益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麻醉或者其他方法劫持他人的行為。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押、禁閉或者其他強制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三款規定：“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罪處罰。在審判實踐中，上述兩罪通常表現為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的“索財型”綁架罪和以索取債務為目的的“索債型”非法拘禁罪。

“索財型”綁架罪和“索債型”非法拘禁罪都實施了剝奪他人的人身自由，并向他人索要財物的行為，但兩罪在犯罪構成上有較大區別。

1.犯罪的主觀故意不同。“索財型”綁架罪以勒索財物即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為目的。“索債型”非法拘禁罪以追索債務(既包括合法債物，也包括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即以索要自己的財物，實現自己的債權為目的，而不是想將他人的財產占為己有，不具有勒索財物的目的。

2.犯罪起因不同。“索財型”綁架罪的行為人為實現勒索財物的目的，往往是無中生有地選擇富有的、不特定的犯罪對象，被害人一般無過錯。“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的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存在特定的債權債務關系，屬于“事出有因”，而被害人大多自身有一定的過錯，即欠債不還或有客觀存在的債務糾紛。債權債務關系的存在與否是區分“索債型”非法拘禁罪與“索財型”綁架罪的關鍵特征。

3.侵犯的客體不同。“索財型”綁架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即他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索債型”非法拘禁罪侵犯的客體是簡單客體，即他人的人身權利。

4.客觀表現不同。“索財型”綁架罪以暴力、脅迫、麻醉等方法為必備條件。“索債型”非法拘禁罪在客觀上則不要求采用暴力、脅迫、麻醉等方法，雖然在實施非法拘禁的過程中，也可能會有捆綁、毆打等行為，但對他人的生命、健康造成的損害一般比綁架罪小得多。

5.社會危害不同。“索財型”綁架罪與“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給被害人、被害人的親屬和社會造成的心理影響、不安全感和危害有很大不同，前者的不利影響和社會危害性比后者更為嚴重。

上述區別，有助于區分“索財型”綁架罪和“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的性質，特別是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和犯罪起因方面的不同，是區分兩個罪的關鍵。

但是并非所有的“索債型”扣押、拘禁行為，都以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還可能涉及綁架罪的適用。這類案件，都以一定的債權債務關系為前提，由于在民事或經濟糾紛中“債”的關系十分復雜，在定性時可能涉及綁架罪和非法拘禁罪的選擇。綁架罪的法定最低刑為十年，其處罰大大重于非法拘禁罪，因此，在對“索債型”扣押、拘禁行為定性時，在把握好兩罪區別的前提下，嚴格依照刑法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做出慎重的判斷。

情形一：原債務數額難以確定。在一些“索債型”扣押、拘禁案件中，行為人認為確實存在債務，而被害人予以否認，或者行為人與被害人雖然均承認存在債務關系，但是雙方在具體數額上說法不一致，由于缺乏證據而難以查清原債權債務關系中涉及的具體數額。如果行為人主觀上認為確實存在債務或者確認債務為某一數額，即使有證據證明行為人對債務或數額的認識是基于某種錯誤，行為人也是在“索要債務”的主觀認識之下實施扣押、拘禁被害人的行為，而不存在“勒索他人財物的目的”，因此應以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如果以綁架罪定罪，則有客觀歸罪之嫌。

情況二：索要數額高于原債務。在“索債型”扣押、拘禁案件中，行為人可能因為多種原因向被害人索要高于原債務數額的財物，有的是出于對被害人久拖不還債務的氣憤，有的是為彌補討債費用或商業損失，有的是借機勒索更多的財物等等。不能僅因索要數額超過原債務，就認定該行為構成綁架罪，而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果索要的數額大大超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