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立功的時間有何要求

理論界與實務界似乎形成共識，即犯罪分子“到案后”方可成立立功。理由如下：首先，《解釋》第5條已經(jīng)明確規(guī)定了犯罪分子“到案后”有四種行為的認定為立功。其次，法律之所以將立功的開始時間定在到案后，是因為犯罪分子實施立功行為是為了將功折罪，將開始時間定在犯罪分子已經(jīng)知道所犯罪行被司法機關(guān)通過法律程序確認之后，即犯罪分子到案后，是最為適宜的。第三，如果不采用“到案說”，而是將認定立功的開始時間前移至“犯罪以后”，會使刑法設(shè)立自首制度失去意義。因為立功和自首在從寬處罰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完全可以基于該理由，在檢舉揭發(fā)他人犯罪的同時繼續(xù)進行新的犯罪，由于具有立功表現(xiàn)，即使不投案自首，也可以在被抓獲歸案后獲得從輕或減輕處罰。

討論如何界定立功的開始時間，應以立功制度的立法理由為依據(jù)。刑法設(shè)立立功制度的根據(jù)在于：一方面，被告人的立功行為有利于案件的及時偵破或者為社會帶來效益;另一方面，立功行為反映出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降低，從而使刑罰的必要性減少。因為刑罰正當化的依據(jù)在于懲罰犯罪和預防犯罪，正如法諺云“因為有犯罪并為了沒有犯罪而科處刑罰”。

基于立功的立法依據(jù)，應當將立功的開始時間前移至“犯罪以后”，但如果在到案前，被告人又實施其他犯罪的，則其之前所實施的立功行為不構(gòu)成立功。理由如下：首先，被告人在犯罪以后實施的立功行為與到案后實施的立功行為，同樣有利于案件的及時偵破或為社會帶來效益;其次，犯罪以后實施立功行為，并且在到案前未實施其他犯罪行為，完全能夠反映出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已經(jīng)降低，刑罰的必要性也在減少。最后，如果被告人實施了立功行為，但在到案前又實施了其他犯罪，這就反映出其人身危險性并未降低，對其就不適宜從輕或減輕處罰，因此也就不應將其之前的立功行為認定為立功。

至于上述支持“到案說”的三個理由，小編認為均不夠充分。首先，盡管《解釋》第5條規(guī)定了“到案后”，但作為其制定依據(jù)的刑法第68條并未規(guī)定“到案后”，并且《解釋》第7條也未規(guī)定“到案后”，這難道僅僅是立法的疏忽?其次，被告人為了將功折罪而實施立功行為，完全可以在“犯罪以后”，而不必非得等到“到案后”。對于“罪”的界定，從一般意義上來說，在犯罪以后就有罪了;如果從法律意義上來說，則需要在判決生效后才有罪。而“到案說”的理由“只有在到案后才可以將功折罪”，似乎兩邊都靠不上。第三，不可否認，如果簡單適用“犯罪以后”就可成立立功，確實可能存在對已經(jīng)實施了立功行為的被告人缺乏有效制約的問題，但正如上文所述，我們已經(jīng)對“犯罪以后”可以成立立功設(shè)定了一個前提條件，即到案前未實施其他犯罪，因此，不必擔心被告人實施立功行為后，即使繼續(xù)實施犯罪也會獲得從輕或減輕處罰，進而容易滋生被告人的犯罪投機心理。另外，因為自首是法定的從寬情節(jié)，并且可以和立功同時存在，如果被告人犯罪以后既立功又自首，可能減輕甚至免除刑罰，因此，即使將立功的開始時間前移至“犯罪以后”也不會使自首制度使去意義。

以上內(nèi)容就是相關(guān)的回答，在上面的文章中已經(jīng)對于立功的時間有了一個爭論的結(jié)果了，不管是立功的表現(xiàn)，還是自首的表現(xiàn)，那么都可以在處罰上面減輕一些，自首的程度會更大一些，如果您還有其他法律問題的可以咨詢律霸網(wǎng)相關(guān)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