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刑程序的正當化是怎樣的

首先，減刑改變了罪犯所受刑罰的具體執行。其中利益受到影響最大的是罪犯本人以及被害人，但在現行制度中，這一矛盾的雙方都是缺位的，他們對減刑程序的啟動及其運行不具有任何實質影響。雖然依據監獄法的規定，獲得減刑是罪犯的重要權利之一，但是，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罪犯只有接受調查的義務，而不能主張任何權利。并且，在減刑的全過程中，沒有相關機制和程序保障罪犯發表個人意見，無論減刑公允與否，任何人提出質疑都有“對抗改造”之嫌。所以，從整體上講，我國的減刑程序不具備訴訟的典型特征，在具體運作上表現出明顯的行政命令和行政審批色彩，程序的參與性無從談起。

其次，罪犯的減刑申請尚可由監獄代勞，其利益直接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則被現行程序粗暴地排除在外，成為不折不扣的“局外人”，對減刑程序的運作一無所知，這顯然也違背了正當程序對參與主體的對等性要求。可以說，目前的減刑制度是專門為犯罪人設立的，而完全沒有考慮被害人的利益和要求，其消極后果是，從程序正義的角度，無論法院如何裁判，對被害人來說都可能是不公正的，至少過程不公正。所以，實踐中經常可以聽到被害人針對法院減刑裁定的公正性提出的質疑聲。

再次，在現行減刑程序的操作過程中，法官所接觸的完全是監獄方面提供的各項材料，反對者的意見基本不存在，法官在審理之前往往已從這些材料中形成了對案件的認識，產生了預斷性的意見。“法院在審理減刑案件中中立性的消失是參與機制缺失的必然后果，沒有相對一方的參與，法官也只能接觸到其中一方的意見。”而法院及法官中立性的缺失就容易引發社會公眾對減刑裁判的正當性的懷疑。

第四，法院對減刑案件采取單方面的、秘密的書面審理，僅通過審核監獄方面提交的書面材料便直接作出減刑裁定。由于不開庭審理，法官無法親自聽取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的陳述，難以在內心中形成直觀的庭審印象，而完全依賴于監獄部門的書面材料，減刑案件的審理不經意中流于“走過場”，法院的減刑裁判結論根本不是在庭審過程中對各方程序參與者的主張和證據形成理性認識的基礎上作出的。這不僅有違刑事審判的直接、言詞原則，也與正當程序的公開性、自治性要求背道而馳。

第五，審理減刑案件只能由法官組成合議庭，社會公眾不能參與陪審。事實上，對罪犯裁決是否減刑不是簡單的法律推理，而是“一項融刑法學、矯正學、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精神病學等學科為一體的十分復雜、專門化程度極高的系統工程”③，理應吸納多學科的專業人士參與審理。由于法官缺乏相關專業知識，使其只能忽略對罪犯主觀改造成果的審查，僅就刑罰執行機關所報的減刑材料進行形式化審理，正當程序所具有的理性特質在其中難以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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