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釋是刑法規定的對徒刑犯附條件予以提前釋放的一項重要的刑罰執行制度，體現了我國改造罪犯的政策和法律精神。但目前在執行假釋制度上存在一些錯誤傾向，因此，有必要樹立正確的假釋觀念，并根據其內在組成——假釋是刑法規定的對徒刑犯附條件予以提前釋放的一項重要的刑罰執行制度，對犯罪人適用假釋，體現了我國改造罪犯的政策和法律精神。被適用假釋的犯罪人既可體會到國家刑法的強制性和嚴厲性，又可感受到刑法的人道性和教育性，不敢或不愿再以身試法；正在服刑改造的其他犯罪人則通過假釋的適用看到了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的具體例證，看到了前途和出路，從而不斷提高自己接受教育改造的主動性和自覺性；被假釋犯人的親屬則通過親人的假釋，感到政府的誠信和司法的公正，從而使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誠信意識得到增強，實現執法者和公民都嚴守法律的良性互動，有助于共同建構和諧社會。■現狀：濫用和不敢用并存前些年，由于決定假釋的程序不完善，監獄呈報假釋環節的權力缺乏制衡，作為衡量假釋條件重要依據的犯人獎懲考核評分，其決定權由監獄干警說了算，假釋呈報也是由監獄自己決定（檢察院只是事后監督），這些缺陷很容易被利用來搞權錢交易。有的監獄干警利用特權，偽造犯人獎懲考核積分，編造虛假材料，徇私舞弊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簡稱“減、假、保”），使有的犯人成為“關系犯”、“人情犯”等特殊犯人，這是刑罰執行環節司法腐敗的突出表現，人民群眾對此反映強烈。執法不公，不嚴格執行假釋條件，濫用假釋，是執行假釋制度上存在的一種錯誤傾向。近年來，現代法治理念日漸深入人心，隨著社會關于司法公正的呼聲日高，全國監獄管理部門加強了對監獄干警的教育和管理，假釋程序也逐漸規范和完善。但監獄又擔心犯人被假釋以后有可能重新犯罪而害怕承擔責任，還有的因這些年懲治了不少徇私舞弊假釋犯罪案件而想躲避違法假釋的嫌疑，以致對許多符合假釋條件的犯人干脆消極地不適用假釋，這成為目前執行假釋制度上存在的另一種錯誤傾向。目前尤其應當指出的是，在上述兩種并存的錯誤傾向中，第一種傾向是個別的且日漸減少，第二種傾向是普遍的且少有糾正的跡象。據統計我國假釋犯人占在押犯人總數的比例過低且有逐年遞減的趨勢，１９９６年以來，適用假釋占在押犯人的比例一直在２％左右徘徊。筆者估計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由于公檢法司機關共同開展“減、假、保”的專項檢查，這兩年的假釋比例會更低，而發達國家的假釋比例一般占３０％以上，有的國家甚至達到７０％，并且其比例呈持續穩定上升趨勢。盡管我們較好地運用了減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假釋運用不夠的缺陷，但這畢竟是兩碼事，不能相互取代。因此。不敢運用假釋制度的傾向顯然需要引起我們的嚴重注意和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