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用社保卡獲刑律師怎么看

首先需要明確，不管是諸暨市人社局報銷額雙倍的行政處罰，還是諸暨市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都完全合法。依據社會保險法、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立法解釋，以欺詐、偽造證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騙取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社會保險金或者其他社會保障待遇的，屬于詐騙公私財物的行為。因而，追究鄒某母女倆刑事責任，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當然，處罰和判決的合法性，不能掩蓋背后的問題。人們對鄒某母女的同情，折射出對我國社保待遇平等的期待。

我國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現狀是制度多元、城鄉分割。基本醫保主要分為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保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三類醫療保障分別針對不同對象，實行不同的繳費標準和報銷比例，國家給予資助的比例也有較大差異，甚至主管和經辦部門也不同。即使同是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也往往因單位繳費情況而有較大差異。雖然這些差異是基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但它也帶來了醫療報銷的巨大差別。這就是鄒某母女冒用社保卡買藥的直接原因。只有盡快出臺統一的政策，通過提高財政補助標準等方式，整合基本醫保制度，實現一體化，才能從根本上杜絕這類問題。

不同保障制度之間缺乏有效銜接，是此案暴露的又一突出問題。雖然多數地方在建立基本醫保制度時也建立了大病醫保制度，但大病醫保和基本醫保之間都存在一個“鴻溝”，只有個人負擔超過一定數額后，才能享受一定額度的大病醫保報銷待遇。對許多普通收入家庭特別是農民來說，享受到大病醫保報銷待遇的同時，也往往可能“因病致貧、因病返貧”。

冒用社保卡治病是騙國家的錢

這樣類型的案件，雖然在諸暨市是首例，但在全國卻不在少數。今年7月，江蘇省高院就公布了一起用親妹妹醫保卡報銷醫療費用的案例，來自江蘇洪澤的居民羅某，去年8月在體檢中被發現患有早期乳腺癌，需住院手術治療，但是，羅某沒有買醫療保險，于是用妹妹的信息住院治療并報銷費用，前后共報銷醫療費20228元，出院后，羅某的妹妹又領取大病保險補償費用6230元。結果，當事人因構成詐騙罪獲刑。

于情而言，無論是鄒某還是羅某，都值得同情。但是，情理上可以同情的事情，在法律上卻不能容忍。

首先，他們騙取的是國家的錢，而國家財政的錢來自公民納稅所得或者交費所得，他們騙取了醫療費，國家的錢就會減少，其他人就可能受到損失。其次，如果采取冒用親屬的方式來騙取醫療費用可以不追究的話，那么，這樣就可能鼓勵更多的人不去交社保或者交醫療保險，國家的社保和醫療保險就會形同虛設，許多人因此就會鉆空子不去交這些費用，國家社保和醫療保險制度就無以存續。再次，允許親人冒用親屬的名字去騙取醫療費用，實際上是鼓勵公民采取不誠信和不合法的手段去達到自己的目的，給社會帶來一個極為惡劣的影響。最后，在現實生活中，確實有一些人沒有社保或者醫療保險但又身患重病。這種感情上值得同情的事情宜用其他方式來解決，比如求助于慈善組織，發動其他人募捐等方式，但絕不允許利用違反法律的方式來解決自身的困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