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候審是強制措施中對人身的強制程度較輕的一種，適用取保候審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1條、第60條、第65條、第75條的規定，對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

(1)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

(2)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3)應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嚴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懷孕、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的;

(4)對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需要逮捕而證據還不充足的;

(5)法定羈押期限屆滿尚不能結案的;

(6)提請逮捕后，檢察機關不批準逮捕，需要復議、復核的;

(7)移送起廣播后，檢察機關決定不起訴，需要復議、復核的;

以上七個條件只要具備其中之一就可以適用取保候審。

在理解時要注意《刑事訴訟法》第51條中所謂的“可能判處”的具體含義。

司法實踐中存在著這樣一種認識，即簡單地認為認定“可能判處”的刑罰是一種自由心證，對嫌疑的犯罪，只要刑法的相關條文或量刑幅度中規定有的刑罰手段，均可以認為是“可能判處”的刑罰，而無沒有必要再做進一步的證明，并認為這就是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中享有的一項刑事司法權。我們認為這種認識是不對的，它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保障是非常有害的。

理由有：1、刑法在規定法定刑時采用的是相對法定刑的原則，而且盡管為危害程度不同的犯罪規定了輕重不同的法定刑，但法定刑通常都只一種量刑幅度，不可能做到對一種犯罪明確地規定適用哪一種刑罰，例如第234條第1款“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235條“過失傷害他人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都屬于這種情況，在同一個量刑幅度中既有有期徒刑也有拘役或管制，如果對認定“可能判處”刑罰的根據不加證明，便無法區分到底應當適用有期徒刑還是管制或拘役。而如果將這種確認交由司法機關任意選擇的話，那么《刑事訴訟法》又有什么必要在第51條中分別規定兩種不同的適用條件呢?2、司法工作人員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可能判處”何種刑罰的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以假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為前提而做出的對其適用刑罰處罰的預判決，或者說是一種模擬審判中的模擬判決，但無論將其稱之為假設還是模擬，從邏輯上講，都是先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為已經構成的某具體犯罪，然后才能得出根據其犯罪事實可能適用何種刑罰的結。

對此，曾經有同志提出，既然未經人民法院的有罪判決就認為人家有罪，這不是違反“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的原則嗎?當然這一考慮是多慮了，因為“確定有罪”與“假定有罪”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內容上卻千差萬別，兩者完全不能等同。但這畢竟說明了一個問題，認定“可能判處”的刑罰實際就是在預演人民法院的審判和判決，那么它也必須遵循人民法院審判和判決的原則，去對“可能判處”刑罰的根據——涉嫌的犯罪事實進行證明，只不過在證明的程度上不可能要求其完全達到人民法院審判和判決的標準，但至少有三點是必須證明的，即應當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存在，有證據證明該犯罪事實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實施的，有證據證明該犯罪事實符合刑法分則關于某一具體犯罪的全部犯罪構成具體的量刑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