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蔣某振與余某芳登記結婚后共同收養蔣某(已成年)為養女。蔣某振原有住房被拆遷后取得安置房一套(本案訟爭房屋，登記的所有權人仍為蔣某振)，應補超面積補差款1.9萬余元。1997年11月13日，蔣某振、余某芳、蔣某、蘭某卿(余某芳之女)達成家庭協議，約定：由蔣某承擔房屋補差款，房產權歸蔣某所有;蘭某卿來此房居住照料兩老去世為止。蔣某當即給付蔣某振2萬元。2001年余某芳去世。2004年10月，蔣某振又與廖某會結婚，共同居住在該房屋，蔣某振的生活一直由廖某會照料。2006年6月27日，蔣某振立公證遺囑：訟爭房屋由廖某會一人繼承。2009年10月7日，蔣某振死亡，廖某會辦理了喪葬事宜。現廖某會無其他居所，仍居住在訟爭房屋內。

后蔣某與廖某會對該房屋的權屬發生爭議，蔣某起訴，要求確認該房屋歸其所有，并要求被告廖某會搬出。

【裁判】

重慶市綦江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蔣某與蔣某振、余某芳、蘭某卿達成的家庭協議不違反法律規定，應當認定合法有效。蔣某按照協議約定給付了房屋超面積補差款后，應當享有該協議約定的權利，即在蔣某振、余某芳去世后享有本案訴爭房屋的所有權。由于該房屋已通過家庭協議的形式處分給蔣某，且蔣某按約定支付了補差款，蔣某振的遺囑行為不能對抗之前簽訂的協議行為。因此，廖某會不能因蔣某振的遺囑而取得該房屋的所有權。但鑒于廖某會是蔣某振的妻子，對蔣某振盡了主要扶養義務，現年老又無其他居所，且家庭協議中也有“兩老居住至去世”的意思，從尊重善良風俗和社會公德的角度，廖某會可以對該房屋享有居住權。法院判決：訟爭房屋為原告蔣某所有;駁回原告蔣某的其余訴訟請求。

廖某會不服一審判決，以前述家庭協議無效、已過訴訟時效等理由提起上訴。

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廖某會的上訴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不予支持。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本案案情雖然簡單，但存在家事協議與公證遺囑、所有權與居住權的沖突，法律關系比較復雜。

1.公證遺囑不能撤銷民事協議中的意思表示

本案中，如何認定家庭協議和公證遺囑的效力?審理中，有人認為，原告的出資只占房屋價值的小部分，可把協議一分為二看待。原告因支付補差款而取得房屋相應部分的所有權，其余部分可看作是蔣某振的贈與行為，協議簽訂至蔣某振死亡長達11年之久未辦理過戶登記，已過訴訟時效，該協議不能強制履行。根據物權公示原則，該房屋應視為蔣某振的遺產，鑒于原告支付了補差款，可取得該房屋與出資相應價值(出資時)的部分所有權，其余部分按公證遺囑處理。這種觀點并不正確。家庭協議簽訂后即要求原告打破親情，積極“維權”辦理過戶登記，有強求家庭成員爭財奪利之嫌，不利于家庭生活的和諧，與中國家庭生活實際不符。從協議內容看，所有權的轉移是附期限的法律行為，該期限為蔣某振夫婦最后一人死亡時，關于所有權轉移的約定始生效力，訴訟時效的期限才開始計算。因此，不存在超過訴訟時效期限的問題。民事協議一經簽訂，即在當事人之間形成“法鎖”，非經當事人協商一致或依法律途徑，單方不得撤銷或變更。公證遺囑是單方法律行為，不能撤銷在民事協議中的處分行為。因此，應判決該房屋歸原告蔣某所有。

2.同一身份者可享有意定居住權

居住權是指以居住為目的，對他人享有所有權的房屋及其附屬設施享有占有、使用的權利。在2002年物權法征求意見稿中首次提出了居住權的概念，2005年的物權法草案第四次審議稿較為詳細地規定了該制度，其目的在于保護社會中弱勢群體的基本住房權。由于設立居住權制度目前還存在較大的爭議，物權法通過時未確立居住權制度，但并不意味不保護特定當事人的居住權。設立居住權，可以根據遺囑或者遺贈，也可以按照合同約定，即有法定居住權和意定居住權之分。本案中，從“家庭協議”的本意看，原告蔣某享有該房屋的所有權，蔣某振夫婦享有居住權。被告廖某會作為蔣某振的合法配偶，可以繼續享有居住權利至其死亡時止。一審判決被告廖某會享有居住權，符合“家庭協議”的本意，也符合我國家庭生活的善良風俗和倫理道德，實現了居住權保護特定身份當事人的居住權利的價值取向。因此，一審判決正確，應予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