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于20世紀初產生于美國,初指非法證據不得在刑事審判中采納為不利于被告的證據，后擴大到包括在審前程序中不得以非法取得的證據為根據簽發逮捕證和搜查證等司法行為，以及被告方可以法院未排除非法證據為由進行上訴和請求最高法院審查案件。美國以案例方式確立各種非法證據排除的方式，采取強制排除主義,目的在于阻止警察在取證中的違法行為。

從數年前的杜培武、佘祥林等案，到新近披露的趙作海案，導致這些刑訊逼供致冤假錯案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允許以刑訊逼供獲取的證據作為定案根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所涉及的是證據資料的證據能力或證據資格問題，即非法取得的證據資料能否成為訴訟證據的問題。證據的合法性是證據能力的核心，證據資料只有同時具備合法性才能進入到訴訟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證據。通過非法方式取得證據不僅違反了法律的規定，還可能侵犯人權及損害法律所保護的其他社會利益，應為法律所禁止，取得的證據也應予以排除。

我國刑事訴訟法教科書中證據的合法性指：(1)證據必須具有法律規定的形式和由法定人員依照法定程序收集、運用;(2)證據必須具有合法的形式，不符合法律規定形式的不是合法的證據，不能作為刑事證據;(3)證據必須有合法的來源，即證人證言必須出自合格的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必須由本人作出，對精神病鑒定必須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進行，等等;(4)證據必須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以上對證據合法性的闡述是論述證據能力所必要的，即一件事實在成為刑事司法中定案的根據必須具備相應的條件，經過一定的程序加以認定，否則不能成為法院定案的根據。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非法證據的范圍包括：1、執法機關違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調查收集的證據材料;2、在超越職權或濫用職權時制作或提查收集證據材料;3、律師或當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調查收集的證據材料;4、執法機關以非法的證據材料為線索調查收集的其他證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的非法證據包括非法取得的言詞和實物。在我國非法言詞證據主要指非法取得的被告人的口供，特別是刑訊逼供所得到的口供，很少涉及其他言詞證據。而排除關于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卻沒有規定。

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程序公正就是注重執法和司法行為的合法性，其實質內容是規范和制約公權力，尊重和維護人權。非法證據對查明案件事實可能極具價值，如果絕對地排除這些證據進入到訴訟中，勢必嚴重影響案件事實的查明，反而不利于實現訴訟的目的。因此，作為價值沖突平衡的結果，許多國家和地區在將非法證據排除確定為原則的同時，還規定了相應的例外情況，或者僅僅排除那些通過嚴重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方式取的證據資料。現代國家均禁止非法取證，并在不同程度上否認了非法證據的證據能力。在現代法治社會，確定證據能力的依據首先應當考慮的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而不是案件事實的查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于切實保障訴訟參與人的權力，防止或減少冤假錯案。司法實踐中的冤假錯案，絕大多數都與辦案人員違法取證有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盡管可能放縱犯罪，但其可以保證言詞證據的自愿性，從而達到定罪處罰的準確性。制止辦案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宣告其違法獲得證據不具有可采性。非法證據的排除是對司法機關調查取證工作的否定和譴責。執法機關采取非法手段調查收集證據時，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有權拒絕，并在以后訴訟程序中要求排除，從而督促司法機關守法并依法辦案。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40條也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獲取供述。”第160條規定：“……不得采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言。”第26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鑒于刑訊逼供的嚴重性，最高人民檢察院又下發了《關于嚴禁將刑訊逼供獲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為定案依據的通知》。

趙作海案的曝光，再次向世人昭示了刑訊逼供、有罪推定的惡劣影響，也進一步暴露了刑事訴訟程序在某些關鍵環節的失靈。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前者規定了刑事訴訟證據的基本原則和主要規范，列明了對各類證據收集、審查和運用的規則，后者對審查、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證明責任及訊問人員出庭等問題進行了具體規范。

此次《非法證據排除規定》進一步明確了“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屬于非法言辭證據”。同時明確，“經依法確認的非法言辭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根據”。《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中明確了“認定案件事實，必須以證據為根據”，可以說，這是現代刑事訴訟普遍奉行的證據裁判原則在我國法律規范性文件上的首次明文確認。《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以死刑案件為對象，明確了證據一般審查和采信原則，制定了各類證據的審查和運用規則，細化了不同訴訟程序的證明要求，區分了定罪事實與量刑事實的認定標準，完善了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和保護制度等，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我國刑事證據規則。明確了判斷標準，增強了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