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討論的是根據證據材料被告人不構成犯罪，律師準備為被告人做無罪辯護。被告人卻堅持承認自己有罪。這種情況我遇到過很多次。

被告人本來無罪，自己偏說自己有罪，有以下幾種情況。

1.替別人頂罪

我遇到過一起殺人、放火案，第一被告人于某十八歲，因受一小姐敲詐，在小姐家中將小姐殺死。第二被告人王某系于某同學，幫助于某清理犯罪現場。起訴書稱于某構成故意殺人罪，王某在居民樓內防火焚燒尸體，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構成放火罪。我作為第二被告人的辯護人，通過閱卷和會見被告人，發現第一被告人殺人后告知第二被告人時抽了一支煙，向第二被告人接的打火機。然后二人一同來到殺人現場，是第一被告人找來色拉油、衛生紙等引火材料，并放了火。第二被告人只是在旁邊墩了地。我認為第二被告人不構成放火罪，只構成包庇罪。開庭前我和控方交換了意見。并告知我的當事人不構成放火罪。

開庭前，法警將二被告同時提押到法院，在暫看室二人見了面。第一被告人自知死罪，求第二被告幫他分擔點責任。第二被告心軟了。到了法庭上，主動交代：“是我放的火。”

我一連幾個訊問：“你那天身上帶著幾個打火機?”“于某什么時候找你借的火?”“你到現場后身上還有打火機嗎?”“用于引火的色拉油和衛生紙是誰找來的?”“你平時去過被害人家嗎?”“你知道衛生紙和色拉油平時放在哪嗎?”我的當事人不做回答。公訴人接著問：“你用什么點的火?”“你先點的哪?后點的哪?”我的當事人緘口不言。

法庭辯論階段，我的意見是：“被告人的口供必須和客觀證據向一致才能作為證據使用。客觀證據不能證明我的當事人參與了放火行為，法庭不能根據他的口供認定他犯有放火罪。我的當事人只構成包庇罪。”

事后會見王某，王某稱他和于某關系很好，他是因為不認于某判死刑，想為他分擔點責任。

被評為2009年正義人物的一個檢察官，在審查起訴一起殺人案時，公安機關報送的材料中犯罪嫌疑人幾次訊問都坦白承認是她殺了自己的丈夫。但檢察官察覺犯罪嫌疑人身高只有1.5米，被害人身高有1.8米，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將自己的丈夫殺死后挪移現場。這位檢察官沒有起訴，最后查明被害人是被他兒子殺死的，犯罪嫌疑人是主動替兒子頂罪。

2.偵查階段受到逼供、誘供

被告人供述是指被告人在在法庭上當著控、辯、才三方所做的申述。

我國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有預審權。預審時沒有辯護律師和檢察官在場監督，這就給公安機關創造了逼供和誘供的條件。公安機關最常見的逼供、誘供手段是不讓犯罪嫌疑人睡覺，把犯罪嫌疑人熬得神志不清再做筆錄。這時，十有八九都會按照警察暗示的意思去說。

再有，就是用欺騙的手段誘導犯罪嫌疑人按照他們事先定好的調子供述。并承諾“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這么說，就可以回家過年，不這么說，就從重判你。”起訴權屬于檢察院，判決權屬于法院，公安機關根本沒有處分權，所謂從寬從嚴都是騙局。

一個銀行的信貸員，自己家里養了一輛車搞運輸，因車在外地發生事故，找另一個搞運輸的朋友借了10萬元。后還了3萬元，余七萬元沒有還清。后被檢察院以受賄罪名逮捕。犯罪嫌疑人交代：“這十萬元說好是借的。后來車壞了，我沒有跑運輸的收入了。妻子沒有工作，兩個孩子有先后考上大學，我月工資兩千元，實在沒有能力償還。我答應他等孩子一畢業，我經濟好轉了一定還上。”辦案人員說：“這么說不行。”不給記錄。必須讓犯罪嫌疑人說：“我在銀行負責信貸，他在糧庫當經理。銀行對糧庫有監管職責。我想，他要催我要，我就還，他要是不催我要我就不還了。”并答應只要這么說就沒有事了。

犯罪嫌疑人只得在這份事先寫好的筆錄上簽字。辦案人員又讓“行賄人”做了一份同樣的筆錄。——結果，這位犯罪嫌疑人以受賄罪名判刑5年。二審，我為這位“受賄犯”做辯護，提出一審認定事實不清，不能以被告人的口供作為定案依據。二審法院以“事實不清”為由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家屬認為沒有問題了，重審時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我為他辯護。經過法官私下一再做工作，承諾只要認罪退贓就判緩刑。結果到法庭上他又承認了受賄。法院履行諾言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緩期五年執行，家屬退了臟。這回證據確鑿了，檢察院提起抗訴。他感覺自己又被騙了，又來找我，我沒有接。

還有一起傷害案，我認為屬于正當防衛，不構成犯罪。被告人也堅決不認罪。最后，法官多次找被告人談話，以不認罪就重判，認罪就判緩刑向威脅，逼迫被告人辭掉律師。被告人是個老太太，有嚴重心臟病和腦血管后遺癥，身體經不起的折磨，最后承認了犯罪。

3.檢察機關為避免承擔賠償責任

檢察機關已經發現起訴錯了，為了避免承擔國家賠償責任。以起訴其他罪名相威脅，要求被告人認下已起訴的罪名。被告人怕和檢察院矛盾激化檢察院從其他方面找他麻煩，違心承認已起訴的罪名。

比如，一起貪污案，經法庭調查，公訴人指控的五起貪污均不是事實。法院顧-全檢察院面子還是判一緩二。被告人不服上訴。這時，公安局又掌握了被告人一起傷害案，并為被打的人做出“構成輕傷”的鑒定結論。這時，被告人為難了。如果法院判決被告人無罪，檢察院就起訴被告人傷害罪，可能判處1年實刑。如果被告人承認貪污，二審維持貪污罪名，檢察院就不再起訴傷害罪。兩害相權取其輕，被告人在二審中撤回上訴，二審法院維持判一緩二的判決。故意傷害罪沒有被起訴。

明明是無罪，被告人當庭認罪的情況還很多。

遇到這類突發情況，我的態度是：律師獨立行使辯護權，不受被告人的意志所左右，繼續做無罪辯護。除非被告人和我解除委托關系。

一般的說，被告人法律意識薄弱，長期被關押后，情緒出于緊張狀態，很容易受到欺騙和誘惑。

被告人出于急于回家，自暴自棄，為人頂罪，抵觸情緒或者其他目的，說出的話很可能不是真實的。

延安整風搶救中的冤假錯案，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5，16案”，“內人黨案”，錯殺，錯判的幾十萬人，哪一個沒有認罪的口供?

作為律師，不能聽信被告人的口供，尤其不能聽信偵查機關單方取得的口供。律師只服從事實和法律。被告人認罪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只有客觀證據構成完整的證據鏈才能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