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鹽城建湖的一位名叫施某的女教師，在2004年3月22日，曾被建湖檢察院帶到鹽城市區的康達賓館，度過了長達二十八的“證人惡夢”。“施某說，辦案人員為了讓她承認，在隨后的日子里用了種種方法來挑戰她的承受極限，這期間，由于忍受不了折磨，她偷吃了8片暈車藥，想一死子之，但未能成功”。“據了解，當初那位曾被檢察機關以‘受賄’罪帶走調查的領導，在經歷了53天的關押審訊后，證實受冤，于當年便恢復了公職。2006年12月18日，該領導向記者證實，他至今仍不知道施某長什么樣子，至于檢察機關曾說施送禮給他更是無從談起。”

“沒有證人就沒有訴訟!”這是一句古老的法律諺語，但事實上，在我國刑事訴訟中證人出庭率普遍較低。那么在刑事訴訟中，證人為什么不愿意出庭呢?這里除了我們法律對證人的保護缺乏必要的措施外，更重要的還是我們的司法機關根本就沒把證人當作“人”。在刑事審判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證人特別是辯方證人被法官、檢察院隨意訓斥的情景，有時還免不了因其證言與控方掌握的證據不一致，而被控方帶走關押起來。而證人遭遇刑訊逼供則又是司空見慣的事，在這種司法背景下，誰愿意當證人誰才是傻瓜呢。

我們不要怕證人或被告人翻證、翻供，《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明確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我們掌握了被告人犯罪的其他證據，即使被告人翻供，法院照樣可以判決其有罪。而若無其他證據，即使被告人不翻供，法院也不應該判決其有罪。

不要以為這些錯案冤案與我們無關，就連那些堂堂的法院院長、檢察院的檢察長都幾乎被刑訊逼供得來的“證言”置于死地，到這種厄運降臨到我們自己頭上時，也會讓你有一種“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透心涼’”的感覺。

子-虛律師告訴筆者，在虛擬省司法廳處罰的幾名律師中，幾乎全都遭遇過刑訊逼供，而在虛擬省司法廳依據處罰這些律師的判決書中，這些律師被顯著地稱之為“證人”。

在2006年第23期《民主與法制》雜志的封面上，載有一個獨有的黑體大標題《“雙規書記”折了》，在該文中，記者稱湖南郴州市紀委書記“曾*春將‘雙規’權力的濫用幾乎到了極致”，“只要是他看不慣的人，只要是不聽他調排的人，注定難逃厄運”。

“宜章縣副檢察長鄺XX是2002年3月間被‘雙規’的，且不說多次被毆打，其間連續罰站幾十個小時是常事，最后被迫按照紀委辦案人員的意圖說自己和一個犯罪嫌疑人的妻子發生性關系，‘我原亂說是在賓館，他們堅持要說是在她家’，鄺哭泣說，他直到如今也不知道自己的這位‘情人’的家在哪里”。

“宜章縣人民法院原院長文XX于2002年被郴州市紀委以協助辦案為由帶走后被‘雙規’五十多天，被連續罰站、幾天不準閉眼，文幾近崩潰，被迫自己‘誣陷’自己曾收了宜章縣某中學負責人李某一萬元賄賂”。

“貪官”被刑訊逼供，盡管不合法但老百姓還能理解，自古都有“不做高官不受害”的說法兒，你做了高官，就得準備承受做高官的風險，特別是在你做了高官而不能恪守清廉的時候。然而相關證人卻也要莫名其妙地遭遇刑訊逼供，就有些讓人不可思議了。

“他們說如果我不作證，他們將無限期‘雙規’我，一天還得繳納120元費用”。“‘賄賂者’李某告訴《民主與法制》記者，她最后含淚屈服，按照辦案人員的誘導做出一份向文送錢一萬元和煙酒若干的筆錄，‘而事實上，我至今都沒有看見過文XX’”。

一方面，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7條明確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證言并經過查實以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另一方面，更多地證人因為種種原因不愿出庭作證，這也就使我們企圖“通過口頭審判的方式實現控辯對抗”的司法理念難以實現，從而也就使我們錯案、冤案層出不窮。不要以為這些錯案冤案與我們無關，就連那些堂堂的法院院長、檢察院的檢察長都幾乎被刑訊逼供得來的“證言”置于死地，到這種厄運降臨到我們自己頭上時，也會讓你有一種“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透心涼’”的感覺。

“我就有這種感覺。”子-虛律師說。你不按他們的要求去說或不在他們擬好的筆錄上簽字他們就不讓你走，直到你按他們的要求做了。原以為這些被逼供作出的“證言”能在出庭作證時推翻，誰知道人家根本就不通知你到庭，不給你到庭質證的機會。

在虛擬省司法廳聽證時，子-虛律師曾私下向一位風傳被有關部門刑訊逼供后逃亡了半年多的律師詢問他被打的詳細情況，那位律師竟十分緊張地向四處張望了幾遍，問：“這兒不會有竊聽器吧?”看到這種情景，子-虛律師感到十分心寒。這位律師被刑訊逼供出具了“證言”——天知道這證言是真是假——然后法院又依據這位沒有被通知到庭的證人的證言判處被告有罪，而司法廳行政機關又憑法院的判決對這位證人進行行政處罰，如此荒謬的司法過程居然出現在我們構建和諧社會、提倡理性司法的今天!

每當我們的媒體一次次地揭露出一些地方錯判錯殺的冤案之后，都會讓有關方面痛心疾首地反省一番，而反省之后，還是“濤聲依舊”。有人甚至認為刑訊逼供是不可避免的。而筆者以為避免刑訊逼供并不是一件太難的事，只要我們的法院能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第47條的規定，堅持讓證人出庭質證，且以當庭質證確認的事實為準，刑訊逼供所得來的不真實的證言也就失去了意義。

對于證人而言，如果他們在遭遇刑訊逼供時的證言和法庭作證的證言不一致時，則要看有沒有其他證據與其證言相印證。

比如前面所述的李某被紀委逼迫“證明”她向文XX送過一萬元錢，那么公訴機關就要查明這一萬元從何而來?都是什么面值的?在什么情況下為什么事送到什么地點?其間雙方有無電話聯系?受賄人在收了這一萬元錢后又存放到了什么地方?是否為送禮人謀取了非法利益?謀取了什么樣的非法利益等。如果雙方所說的細節全部一致(這種一致絕非辦案人員強迫之下的一致)，有銀行的取款證明，有雙方的通話記錄，還有謀取的具體不正當利益俱在，被告人就是想翻供也翻不掉的。如果沒有這些必要的證據，僅憑被告人自己的供述和證人與之不吻合的證言，又不讓證人到庭質證，就判決被告人有罪，這不僅僅是草率的、荒唐的問題，這簡直就是草菅人命，是犯罪!

我們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以維護社會主義法制，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又明確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證據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