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第66條“一方在對方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時，有權拒絕其相應的履行要求。”關于“有權拒絕其相應的履行要求”的法律效果，法律上未設規定，實務中亦有不同的理解。姚新華教授認為：在債務人(被告)行使抗辯權時，法院是作債權人(原告)敗訴判決抑或是同時履行判決?如以敗訴判決，原告則須先為給付后再為自己的抗辯權起訴;而以同時履行判決，則可以使一次判決即達實體法設此權利的目的。[11]姚先生的觀點值得贊同。

德國民法典第322第1款規定：“一方因雙務合同而對向其負擔的給付提出訴訟的，主張另一方享有的、在對待給付履行前拒絕給付的權利，只具有判決另一方同時履行的效力。”[12]此學說被稱為同時履行判決或交付給付判決。王澤鑒先生認為，債權人未提出對待給付而向債務人請求給付時，債務人不負遲延責任;債權人提出對待給付而債務人未為給付時，應負遲延責任。在訴訟上債務人未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時，法院應作出被告給付的判決。反之，債務人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時，法院亦應作出同時履行的判決。[13]筆者認為，其法理依據是未經當事人主張之事實，法院不得認定，未經當事人請求之事項，法院不得裁決。概言之，凡當事人未聲明之事項，法院不得加以裁判。否則即為訴外裁決，有違民事訴訟“不告不理”之原則。

在被告提出同時履行抗辯權時，法院作出同時履行判決是否須被告提出同時履行給付的請求，依王澤鑒先生的見解，法院于同時履行的判決，不必基于當事人的請求。原告雖主張被告給付的判決，法院于被告行使抗辯權時，仍應為同時履行抗辯權的判決。被告雖不為同時履行判決的請求，只要其已依第264條(臺灣地區民法，筆者注)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法院亦應為同時履行的判決。[14]筆者認為，此即所謂當事人主張或請求可測得的“射程”之內。實務上債務人若援引《合同法》第66條規定進行抗辯，斷不會有要求對方或自己單方履行的意思，法院作出同時履行的判決，當符合債務人抗辯之意思。

同時履行抗辯權于何時行使，《合同法》未設規定。我國臺灣地區實務上認為，“同時履行抗辯權，無待以訴為之”，即同時履行抗辯權于訴訟上及訴訟外均可以行使。債務人在訴訟上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時，法院應當審理。債務人于訴訟外主張，但在訴訟上由當事人(包括原告在內)陳述，應為債務人已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于此情形，法院也應當審理。[15]有疑問的是，債務人在訴訟上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應于何時提出為有效。臺灣學者認為，同時履行抗辯權是屬于事實上的主張，應當在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16]該觀點從保護債務人權利言，雖為可取，但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若被告一審未提出同時履行抗辯權主張，待一審法院判決后，被告上訴至二審法院再行主張，二審將對一審進行改判，不利于維護裁判的既判力。據此，筆者認為，同時履行抗辯權被告應于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提出，否則視為放棄抗辯權，法院可徑行判決其敗訴，上訴至二審時亦不予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