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刑事附帶民事執行案件中的被執行人都是被判處有期徒刑入獄進行勞動改造或本人基本沒有履行能力，其家庭經濟條件有限，賠償能力低下的，而他們需進行賠償的數額少則幾萬，多則幾十萬。這些都造成了我國刑附民案件執行到位率很低，“司法實踐中，能夠通過附帶民事訴訟獲得賠償的被害人極少”。比如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大多數為故意傷害、交通肇事、過失致人死亡等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權的犯罪，申請人與被執行人仇恨較深，對立情緒比普通民事案件大。申請人認為，申請人或其親屬受到傷害理應得到相應的賠償，被執行人則認為自己已經受到了刑事處罰，再進行賠償也無濟于事，表現出對事態無賴的姿態。這些被執行人視法律和法院的判決為兒戲，公開肆意對抗法院執行。[2]

二、我國刑事附帶民事執行難的原因簡析

(一)案件本身的特殊性

刑事附帶民事案件本身多為偶發性案件，由于被害人對被告人不夠了解，因此難以掌握被執行人的財產線索。法院執行時，一般都要求申請人提供被執行人的財產狀況或財產線索，但申請執行人提供財產線索又會遭遇到被執行人居住地偏僻、財產線索難尋、搜集財產線索成本還高于賠償的金額等問題困擾。這些客觀方面的因素都制約了申請人為法院提供被執行人的財產線索，也造成了法院執行時的困難。

如今異地作案、流竄作案的犯罪分子也在逐年增多，他們因不愿意辛苦工作賺錢，就投機倒把，想著去搶劫，在搶的過程中傷害了被害人，在此情況下他們不說家庭成員的所在地，也不愿意賠付，執行法院與被執行人財產所在地又相距甚遠，這導致法院在訴訟或執行階段調查、控制被執行人的財產時，給法院執行造成了很大的難度。

(二)賠償主體具有特殊性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依法負有賠償責任的主體有：刑事被告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及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監護人;已被執行死刑的罪犯的遺產繼承人;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審結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遺產繼承人等。這些特殊的賠償主體的履行能力普遍較差，相當一部分人的經濟收入水平也不高。很多被告人就是因為經濟困難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犯罪后也沒有多少財產可供執行。對于已被判處刑罰的被執行人，也難靠自己的勞動來再創造財富或用創造的財富來償還債務。對那些已被執行死刑的被告人案件，其親屬的對立情緒較大，且大多存在“打了不罰，罰了不打”的錯誤觀念，往往不配合法院進行民事執行，這些親屬大都有能力履行，卻不愿意履行，采取各種手段與法院軟磨硬頂，[3]法院很難摸清其財產情況，而法律、法規對這些被執行人能采取的措施又幾乎是空白，給執行工作帶來很大的阻力。

(三)執行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很難平衡

對于一般民事案件的執行中被執行人無財產可供執行，法院依法可采取終結執行，或者中止執行。而刑事附帶民事執行案件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執行案件，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往往具有如下特點：第一，被執行主體大多為低收入群體，經濟狀況差，以流動人口居多。并且一般學歷都較低，無穩定職業，無固定經濟來源，靠做臨時性工作為生，經濟狀況普遍較差，且被執行主體多為流動性犯罪。第二，案件執結率低，執行時間跨度大，債權完全滿足率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由于被執行主體經濟狀況差，并且在其刑期內也無收入來源，沒有履行能力等原因，導致案件執行難度大，與一般民事執行案件相比，債權實際兌現率和結案率低，中止執行情況普遍，執行時間跨度大。第三，案件當事人之間對立心理強烈，信訪量較其他案件多，且易發生影響社會穩定的事件。被害人遭受的損失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所致，而被執行人及其親屬往往受傳統的“打了不罰、罰了不打”的觀念影響，認為既然已經承擔了刑事責任，就不該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在這種情形下，申請人與被執行人之間的對立情緒強烈，二者的矛盾往往難以調和。并且申請人在申請執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時，其執行目的中常常夾雜著“報復”心理，一旦法院按正常法律程序不能執行或不能完全執行到財產時，申請人有時不能夠理智接受，會向法院提出一些過分的要求，有的甚至借機把對判決的不滿向法院發泄，采取一些過激的方式向法院施壓，所以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執行案件中，信訪量相對其他案件要多。

在實踐中，執行終結或中止，一般要征求申請人的意見，要做很多說服工作，對那些態度反應激烈的當事人，本應可以終結的案件，也只能中止。有些案件，執行人員考慮到申請人的實際困難，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想盡辦法，迫使被執行人或其親屬履行義務，有時甚至打法律的“擦邊球”。在個別案件中，有時執行人員自掏腰包，幫助申請人。所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執行難，難在要追求一定的社會效果。雖然從長遠來看，執行要追求的這種社會效果并不是法院的職責所在，但在當前社會保障機制還不健全，民眾訴訟風險意識還不高的情況下，如何做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是此類案件執行的難題。

三、解決我國刑事附帶民事執行難的對策

執行難的問題不是法院執行機構單方面的努力就能解決的。宏觀上講，黨的領導是解決執行難的根本保證，各級黨委應該旗幟鮮明地支持法院依法行使執行權，為執行工作創造良好的環境。在具體的工作中，應當將視野擴展到整體運行機制中，具體的對策如下：

(一)從思想上高度認識附帶民事訴訟執行的意義

附帶民事訴訟的執行就是要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又責令其賠償因其犯罪行為而給被告人造成的物質損失，使被告人在經濟上承擔應負的法律責任，使其不能在經濟上占到便宜，這充分體現了《刑法》嚴厲打擊懲罰犯罪的宗旨，使國家集體和公民個人，因犯罪行為而遭受的物質損失得到挽回或補償，從而達到伸張社會正義，維護法律尊嚴的目的。

(二)完善適用財產保全和先予執行制度

對于被執行人及相關人員妨礙或抗拒執行的，在采取強制執行措施方面的法律規定的范圍和力度不夠，對執行工作的順利進行缺乏應有的保障。[4]對于這種情況，可采用財產保全制度，對控制被告人的財產，防止其轉移、變賣、隱匿財產有著重要的作用，是案件執行強有力的保障。因此，在刑附民訴訟中對民事部分采用先予執行制度，發揮其應有的功能，也將有效地緩解刑事附帶民事執行難的壓力。

在刑事案件的偵查、審查起訴階段，被害人一方在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提出附帶民事賠償請求時，可以一并提出財產保全申請，由公安機關或人民檢察院將被害人財產保全申請移交人民法院執行。對于那些如果不先行給付將影響被害人生活的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案件，應將執行的時間前移，在訴訟中采用先予執行制度，以便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一般情況下，被告人出于對量刑情節的顧忌和從輕、減輕處罰或適用緩刑的期待，在履義務時會比較積極，對附帶民事賠償部分的執行兌現極為有利。

(三)改進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執行的方法

1、建立協助義務人制度

由于被執行人的財產由其家屬實際保管和使用，因此有必要在執行中建立協助執行義務人制度，即在被執行人服刑期間，由被執行人財產的管理人(通常為被執行人的家屬)以被執行人的財產代為履行賠償義務，該財產管理人便是協助義務人。這種協助是一種義務，無論其是否愿意都必須履行。如果其不配合甚至阻撓抗拒執行，就要承擔妨害執行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如果其擅自轉移被執行人的財產，人民法院可以責令其限期追回相關財產，在限期內不能追回的，應當在所轉移的財產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此時協助義務人就變更為被執行人。建立這種制度將被執行人家屬從原來的案外人上升到協助義務人，這種責任的加重可以有效地防止被執行人家屬不配合執行的現象發生。

2、進一步完善委托執行制度

刑事案件一般是由犯罪行為地人民法院管轄的，隨著人口流動的加快，刑事附帶民事執行案件中有相當一部分被執行人的住所地及財產所在地在外地，需要委托財產所在地的法院執行。中西部地區由于外出務工的人員多，這些法院接受委托執行案件的壓力很大。從目前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委托的情況看，效果不甚理想，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幾方面予以完善：一是簡化委托手續。根據現有規定，這類委托案件是由各省高級法院統一委托給受托地區的高級法院，然后再由受托地區的高院委托到具體法院，這就造成了委托、轉委托手續復雜，所花時間較長，影響了委托執行效率。因此可以改為直接委托當地法院同時報其高級法院備案。二是改變現在平級委托的原則，由被執行人住所地或財產所在地的基層法院執行。平級委托使受托的中級法院、高級法院與被執行人的住所地或財產所在地仍相距甚遠，還是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在路途上，體現不出委托執行的優勢。因此，應就近委托被執行人住所地或財產所在地的法院執行。三是委托法院應加強對委托案件的監督。包括由專人負責辦理案件的委托和催告手續;對刑事附帶民事執行案件中止或終結執行的把關審查，必要時可以到被執行人住所地了解情況等。四是受托法院的高院，要切實履行監督的職責，敦促執行法院盡力執行。

3、建立財產追蹤制度

完善對被執行人財產舉報的懸賞制度，鼓勵公民積極舉報，將被執行人的財產置于群眾的監督之下。建立協助法院執行的工作網絡。各鄉鎮(街道)可以以現有的社會治安網絡為基礎，建立協助查找、控制被執行人財產，維持執行秩序的執行工作網絡。建立和完善限制被執行人置業制度，將不良的執行信息，納入個人信用體系，以督促被執行人履行義務。

4、完善刑罰執行與刑事附帶民事執行相結合的制度

執行法院應將刑事附帶民事執行案件的相關情況函報被執行人所在的服刑機構，將履行附帶民事賠償的表現，作為是否減刑、假釋的條件之一。被執行人積極履行賠償義務，可作為減刑、假釋的悔罪表現之一。被執行人有財產可供執行，而拒不履行或轉移、隱匿財產查證屬實的，不能認定其有悔罪表現而減刑或假釋;對于那些確無能力履行義務的被執行人，不能就此認定其無悔罪表現。對于已批準假釋的被執行人，在假釋期間是否積極履行賠償義務，應作為其假釋期間的考察內容之一，這樣可以督促被執行人自覺履行賠償義務。

設立勞役抵債的執行措施實現賠償。對于確無財產可供執行但有提供勞務條件的被執行人，可以嘗試通過服勞役的方式來償還債務，即由被執行人到指定的勞動單位參加強制勞動，扣除其必須生活開支后剩余勞動所得由勞動單位直接扣留并轉交人民法院用于履行賠償義務。

(四)司法機關應各司其職，加強協調工作

執行工作是一項系統性的工作，需要金融、工商、勞動、民政等行政管理部門及中介機構等各方面的配合，但現有社會管理體制的弊端也嚴重影響了執行工作。[5]公安、檢察機關在偵查、起訴階段，對犯罪嫌疑人違法所得的財產及其孳息，應當依法及時追繳，對屬于被告人的家庭財產依法采取保全措施，予以查封或扣押。我國法律規定，對于刑事案件采取“職權主義”原則，即案件一旦發生，國家的政法機關就會積極主動的動用國家賦予的強制手段，進行查證、偵查、起訴、審判等司法活動。而對于民事案件的審理和執行，我國采取“當事人主義”原則，民事案件的勝訴與否，判決款項執行回來的多少，關鍵在于當事人自己能否及時有效的舉證，能否及時行使申請財產保全等民事權利。人民法院應當明確告知被害人，不要像對待純刑事案件那樣，對審判機關有過分的依賴思想，對附帶民事案件的審理、執行，人民法院不會也不可能包攬一切。刑事附帶民事的原告應及時正確地從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角色轉換到民事案件的原告角色當中來。為了將來判決的順利執行，應積極查證被告的財產，及時主張財產保全的權利。當然，法院在辦理刑事附帶民事案件過程中，也有義務告知原告享有主張財產保全的權利，以便當事人及時作出決定。總之，公安、檢察機關要積極支持、配合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對暴力抗拒執行的案件，當地公安、檢察機關要緊密配合，快速處置，對因不履行法定職責釀成嚴重后果的責任人依法追究法律責任。[6]

四、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執行救助基金制度的建立

(一)設立刑附民執行案件救濟金制度的必要性

1.設立刑附民執行案件救濟金制度是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客觀要求。

基于社會正義的考慮，減輕刑事被害人的痛苦和損失是社會應負的人道主義責任，社會幫助無端被犯罪侵害的人是正義的要求。法律規定被害人因犯罪人的犯罪行為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人民法院根據犯罪人的犯罪行為致其損害的事實作出賠償的判決，這是法律公正與社會正義的體現。受害人的合法權益能夠獲得賠償，合法的權益能夠得到實現，才是法律公正與社會正義的真正實現。在我國犯罪人依法服刑勞動改造所創取的利益理所當然地被國家占有，從這個角度講，實行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也是應有之義。在國家補償制度不能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探索設立刑附民執行案件司法救濟金制度，無疑是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客觀要求。

2.設立刑附民執行案件司法救濟金制度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

刑附民執行案件中的申請執行人一般均為社會弱勢群體，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維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對弱勢階層，無論是在法律適用，還是制度設計上應予充分保護。設立刑附民司法救濟金制度，旨在通過人民法院在執行此類案件中轉變執行理念，改進執行方式，擯棄“就案辦案，孤立辦案，機械辦案”的傳統做法，對那些窮盡執行措施后仍不能執行的案件，對于特困當事人的一種救濟，這是“親民、愛民、為民”的具體表現，也是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佳結合。

3.設立刑附民執行案件司法救濟金制度，不僅有利于實現控制犯罪的價值目標，而且是保障人權的需要。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發展與鞏固，法制建設必將得到進一步的健全與完善，犯罪受害人國家補償制度也將得到深入地研究與發展。在當前，人民法院探索設立刑附民司法救濟金制度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好處：第一，可以抑制或減少被害人轉化為犯罪人。被害人轉化為犯罪人，許多是在遭受不法侵害后沒有得到公正的待遇而對正義失去信心，走上犯罪道路。特別是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得不到賠償，發生生活困難時，會對犯罪致害人及其家屬和社會產生強烈的抵觸情緒或絕望心理，在“以牙還牙”心理驅使下，極易施行報復等行為，直至成為犯罪人。第二，可以減少被害人的顧慮，積極報案，提高對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有些被害人不向公安機關報案，或在司法機關立案后持不合作態度，影響了刑事訴訟功能的發揮，從而影響到刑事訴訟所追求的控制犯罪價值目標的實現。這類被害人擔心一旦犯罪人被判入獄，自己的損失將難于挽回，“公了還不如私了”，設立此類執行案件司法救濟金制度可以消除被害人的顧慮，提高其報案主動性，增強其與國家司法機關的合作，實現控制犯罪的價值目標。第三，能夠增加社會穩定因素。像危害公共安全罪(投毒、放火等)一旦發生，受害人數往往是非常多的，對其損失犯罪人也是無法賠償的。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如果不進行救濟就會影響社會穩定，所以探索設定刑附民執行案件司法救濟金制度可以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

(二)設立刑附民執行案件司法救濟金制度的設想

1、資金來源

人民法院探索設立這一救濟金制度，首先遇到的就是資金來源如何確立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執行刑附民案件的“執行環節”思考，一是可以考慮提存人民法院執行民事案件“執行暫存款”的利息。這種利息是當事人所有的財產變現或存款孽息，理應由當事人所得，但法律又沒有規定，且實際亦不可能處分給若干個當事人，提存此孽息也無礙財政收入和人民法院的利益。二是可以考慮從人民法院對外委托拍賣標的物依法應由拍賣機構收取的傭金中提存適當比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執行中拍賣、變賣財產的規定，“拍賣成交的，拍賣機構可以按照下列比例向買受人收取傭金：拍賣成交價200萬元以下的，收取傭金的比例不得超過5%;超過200萬元至1000萬元的部分，不得超過3%;超過1000萬元至5000萬元的部分，不得超過2%;超過5000萬元至1億元的部分，不得超過1%;超過1億元的部分，不得超過0.5%。”上述規定實行累計計算，收取傭金的比例只規定收取上限，上限以下都在人民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圍內，如果在規定的范圍內確定一個固定下限的比例委托拍賣機構，然后確定該下限的比例提存作為司法救濟金，從道理上講此為既不增加當事人的負擔，也未減少拍賣機構的傭金，實際上是人民法院在對外委托拍賣過程中應予收取的“勞務費”。

2、適用司法救濟金的構成要件

若適用司法救濟金制度應符合以下幾個條件：一是犯罪人實施了觸犯刑法的行為，公訴機關或受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且經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決書確認了賠償數額，并進入了執行程序的案件;二是被害人無法從犯罪人處或以其他方式獲得賠償，且經人民法院查實犯罪人確無財產可供執行的;三是申請執行人的生活出現嚴重困難且有證據證實的。符合此“三要件”的方可適用司法救金制度。

3、司法救濟對象

在上述適用司法救濟構成要件的前提下，司法救濟對象僅限于自然人由于犯罪人的犯罪行為所引起的生命健康及財產的侵害，一般來講，當事人具有下列情況之一的可以申請司法救濟：

(1)當事人為生活困難的孤寡老人、孤兒或者農村“五保戶”的;

(2)當事人為沒有固定生活來源的殘疾人的;

(3)當事人為國家規定的優撫對象，生活困難的;

(4)當事人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領取失業救濟金，無其他收入，生活困難的;

(5)當事人因自然災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生活困難的;

(6)當事人為正在接受有關部門法律援助的。

4、適用司法救濟金的提起與案件處理方式

符合司法救濟條件的當事人提出救濟申請，可考慮在執行立案三個月后遞交書面申請和足以證明確有經濟困難的證明材料。對于當事人的司法救濟金申請由執行案件承辦人負責審查并提出審查意見，經合議庭評議提出意見后，報庭長或主管院長審批，超過一定數額的應報院長審批。經審批刑附民執行案件的當事人獲取司法救濟金的案件，可裁定中止或發放債權憑證方式報結。當然，受害人獲得司法濟金并非可以減輕或免除被執行人的賠償責任。待符合法定條件后，再恢復或繼續執行。

結語

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執行難問題的形成是多個方面因素造成的，解決這個問題也需要人民法院以及社會各方面共同努力才能有較大改觀。通過以上法律制度和程序的設計，結合現有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定會極大地提高我國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執結率，減少被害人遭受的經濟損失，有效地減少被害人遭受二次傷害的機率，降低被害人的不滿情緒，恢復受損害的社會關系，為更好地貫徹國家“寬嚴相濟、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減少阻力，推動和諧的社會主義法治文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