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擔保又可稱為求償擔保，償還約定書獲反保證書。是指為保障債務人之外的擔保人將來承擔擔保責任后對債務人的追償權的實現而設定的擔保。

《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以下簡稱《擔保法》)第4條規定：“第三人為債務人向債權人提供擔保時，可以要求債務人提供反擔保。反擔保適用本法擔保的規定。”顯然，此法律條文的用語十分簡潔、精煉，更重要的是其不容置疑。但是，它到底要告訴我們什么呢?也就是說，從擔保法的機理和司法實踐的角度看，它到底表現和揭示了什么問題?又能切實地解決什么問題?本文正是基于該出發點，對我國反擔保諸問題進行了一定的思考，以就教于方家。

一、反擔保與擔保之實質的一般性辨析

反擔保的概念，無論是羅馬法還是近現代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的擔保立法制度均未見記載，但在今日國際貿易的實踐中偶見提及，并將反但保作為與借款擔保、保釋金擔保、票據擔保等并列運作的一個擔保種類。唯《擔保法》則直接明朗地界定了反擔保的內涵。《擔保法》頒行后，有代表性的著述認為：反擔保是指債務人對為自己債權人提供擔保的第三人提供的擔保，或指第三人為債務人向債權人提供擔保時，債務人應第三人的要求為第三人提供的擔保。上述兩種定義都一致認為反擔保是擔保之一種，債務人是反擔保關系中的擔保人，第三人為擔保權人。然而，從這樣的原理剖析中，我們只能看到，反擔保就債務人與第三人的關系來說也不過是一般意義上的擔保，即相對于原始擔保(第三人就主債權設立的擔保)而言的。反擔保仍然具有定限物權、從權利以及價值權和變價權的特征，也完全符合一般擔保所具有之不可分性和物上代位性的性質。如此識別，完全可以說反擔保與擔保本不應也確無質的差異，只是在形式和用語上與擔保相左，因而，反擔保之稱謂僅具有一種界別的作用。

但是，作者的認識并非法律條文已經和所能昭示的，“第三人……可以要求債務人提供反擔保”。這種強調性條款足以使人認為債務人提供的是“反擔保”而不是“擔保”，反擔保肯定是區別于擔保且有其特殊之規定性的。并且，這一認識可以立刻從《擔保法》第4條第2款中得到印證。如果立法者也認為反擔保是擔保的話，又何須說“反擔保適用本法擔保的規定”呢?立法者顯然在該法中有意將擔保與反擔保加以區分，肯定地將反擔保作為特殊制度加以規范。或許有人會說：“這不過是個小問題，這種表述并沒有引起什么‘誤解’，不必鉆牛角尖”，那么，我們可以先把它暫且擱一邊，通過后面的討論再來加深領會，看看實際上是不是小問題。(但是，用語的不合邏輯足以損害法律的尊嚴，還可以授人以柄而認為我國法律缺乏哲學內核，至少可以說是立法者缺乏深思熟慮!)

二、原始擔保與反擔保之方式的原則性識別

依《擔保法》第2條第2款的規定，在我國有五種擔保方式，依次為保證、抵押、質押、留置和定金。《擔保法》接下來便是反擔保條款。那么，是否可以認為原始擔保及反擔保方式本身都有可能采用以上任何一種方式呢?其實不然。從反擔保條文的表述給我們提供的內容可知，反擔保只能適用于原始擔保方式為保證或抵押或質押之情形，而必須將留置和定金排斥在外。因為在留置和定金的擔保中不會出現第三人為債務人向債權人提供擔保的可能，所以，有權要求債務人提供反擔保的第三人，既可以是保證人，也可以是抵押人，還可以是出質人。這是針對反擔保可以適用于哪些原始擔保而言的。還有一點應指明的是，反擔保方式本身是否也有限制呢?結論仍是肯定的。概言之，當原始擔保為留置時，不可適用反擔保;而反擔保本身也不能容納留置這種方式。這是由于留置是專用于擔保因保管合同、運輸合同、加工承攬合同等所發生的債權，具有確定的法定性，而不能擔保基于追償權而發生的債權。定金作為反擔保方式時，在理論上說得過去，但定金用于原始擔保時的作用并不強硬，較其他約定擔保的方式要軟弱得多，加之《擔保法》還有特別比例的限制，定金罰則也未必十分符合公平原則讓人信服。所以，實踐中運用定金作為反擔保以切實達到擔保第三人債權的目的恐怕較難。而不加分析地認為“債務人為第三人提供的反擔保方式既可以是保證，也可以是抵押、質押、留置和定金”，則讓人疑惑不解。

三、反擔保方式用于原始擔保的具體評判

經過上述初步的原則性梳理與論證，反擔保方式適用于原始擔保時，最有可能采用的是保證、抵押和質押這三種之一種。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在于，應當考慮反擔保方式是否會因原始擔保方式為保證、抵押或質押而適用時有所差別。

首先，如果擔保方式是保證的話，那么這里的反擔保就意味著債務人得擔保保證人由于為之代為履行或承擔責任后所擁有的追償權能得以實現。我們可以繼續假設反擔保方式也為保證，那么，整個擔保與反擔保關系則必須作如下表述：主債保證人(第三人)代為履行或承擔責任后，得由債務人保證其追償的實現。但是，我們立刻便發現此種表述違反了保證擔保的基本法律機理。因為債務人不可能自己向債權人提供保證;否則，這一保證就淪為一般擔保，而非法律通常所謂反擔保。因此，可以排除在原始擔保方式為保證的情況下反擔保方式為保證的可能。同理，也可以排除原始擔保方式為質押、抵押時，反擔保為保證的可能，因此，也就可以將保證整個排除在反擔保方式之外了。但問題是實際運作時并非如此簡單，我們的推理與想象也較容易逃離邏輯的軌跡和文字的束縛。換一個角度思索同一個問題，可否這樣理解《擔保法》第4條：第三人為債務人向債權人提供擔保時，可以要求債務人為其提供保證中的“保證人”，由該“保證人”向第三人提供保證擔保。這樣解釋似乎比較恰當，比較符合或接近《擔保法》立法的本意和若干擔保法讀物作者的本意，保證又被納入反擔保方式之中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這種寬容的揣度性解釋也只能是通過法律條文的文字表述來展開，凡是逾越了文句內涵所作的解釋，都只能是想象，而不應以此作為本文寫作的邏輯底線。《擔保法》第4條的“總體表述”，恰恰沒有將擔保人放寬到債務人之外。可讓人更為難的是，司法實務領域亦存在上述理解：“例如我國國內銀行受企業委托向國外貸款銀行立保證書時……往往要求其上級主管部門開立反擔保。”其中，反擔保之保證人并非企業(主債務人)而是企業的主管部門。顯然，在保證作為反擔保方式的問題中，《擔保法》的規定與實際理解及操作到底是有差距還是具有一致性，應引起立法者的注意，并望通過一定方式給司法工作者和民事主體以明示，以保證執法與司法的統一。

基于此，在原始擔保方式為保證的情況下，反擔保只能采用抵押、質押或定金的方式，而且可以排除是債務人之外的第三人為保證人提供抵押或質押擔保的情況。既然債務人可以為第三人就自己的財產設立抵押、質押或定金，為什么不直接就此向主債權人設立擔保呢?依照法理，物的擔保比人的擔保具有更強的效力，債權人理應更樂于接受物之擔保方式才是。的確，如果我們僅停留在理論層面的話，那么我們甚至可以斷定：原始擔保為保證時不可能出現反擔保。而現實生活紛繁復雜易變，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任何理論都可能是滯后和欠完整的。事實上在一定情況下確實有保證的效力被認為高于物的擔保效力的情況。如債權人更信任銀行的信譽，寧愿以銀行作保證人設立保證擔保而不愿就債務人的不動產設立抵押擔保，從而避免由于市場波動可能帶來的不利。這樣，原始擔保為保證，而反擔保卻是抵押或質押或定金是很自然的了。

其次，如果原始擔保方式為抵押的話，反擔保就意味著債務人得擔保抵押人(即第三人)在其財產受償后，其追償權能得以實現。至于此處適用的反擔保方式，我們首先可以排除保證，其余可選擇的方式中，抵押為優，如果是質押，除非出質財產的價值與抵押物的價值相當時才近合理，才能保證抵押人就自己的財產替債務人履行義務后可從抵押或出質財產的變價中優先且充分受償。反擔保方式的抵押不直接用于原始擔保，但可因債務人和第三人之間的特別利害關系，出于雙方特殊利益考慮而發生。至于動產質押方式作為反擔保也未必完全行不通。當第三人考慮到債務人無可供抵押之物，而質押擔保總比沒有擔保還是有利得多時，第三人定會樂意接受。定金方式在反擔保中適用也可基于前因而發生，但不常見。

最后，如果原始擔保方式為質押時(動產質押抑或權利質押應無不同)，反擔保方式可以是債務人就自己的財產設定抵押、質押甚至定金應屬無異，此不贅言。

四、結語

綜上，反擔保只能在原始擔保為保證、抵押和質押的情況下，由債務人就自己的財產設立抵押或質押甚至定金的擔保方式。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反擔保可選擇的方式相對狹窄，至少不像《擔保法》第4條所昭示的那樣寬泛。并且，針對原始擔保的多樣性，某些可適用的反擔保方式還有不便利和不充分之弊。屆于此，或許有人會認為，反擔保方式之可能選擇的范圍既然有限，而擔保的方式肯定的有五種之多，你還能認為反擔保與擔保無本質之異嗎?對此，我們認為，反擔保只是擔保的子概念，它們處于同一法律理念的規制之下。我們不能抽象地談論說：“這是反擔保”，而只能就某一具體案件中反擔保的事實說：“這是反擔保”。那么，在某個案件中的反擔保或原始擔保與他案中的擔保之間怎么會存有本質的區別呢?反擔保只是在一個法律關系中已有了一個擔保再在特定條件下設一個擔保而已，這兩個擔保之間有一定內在聯系。反擔保也是擔保，從某種意義上說，擔保的若干規定本來就是為它而設立，而不是什么可以適用的問題。我們考慮，如果《擔保法》第4條這樣表述，雖有臃腫之嫌卻既可避免歧義又可避免疏漏：“第三人為債務人向債權人提供擔保時，可以要求債務人為之提供擔保或擔保人，以擔保其代為履行或承擔責任后所得追償權的實現。該債務人或他人為第三人提供的擔保即為反擔保。”或許只有用這種稍羅嗦的描述性方法解釋反擔保才為恰當。

最后，筆者有一個懷疑，即是否有把反擔保反映到立法上的必要。若沒有規定反擔保是否意味著可以否定反擔保現象的存在?是否意味著法律就否認某一反擔保之擔保效力?也是否意味著第三人為債務人向債權人提供擔保，不可以要求債務人提供反擔保?顯然不能。我們認為《擔保法》第4條的立法意圖，在于告訴那些意欲為他人提供擔保卻又擔心利益受損的人去放心地作擔保人，因為他們可以要求得到反擔保。這樣的意圖只會給人們一種法律是如此善解人意的印象，僅此而已。其實，法律(此處暫指民法)不應扮演母親或保姆的角色，它只是一種公共產品，是市民們增進自己及公共福利的一種工具。

當我們作如此理解并展現自己的觀點時，對前文所述反擔保的思考似乎有些多余。但反擔保在適用中的障礙及其形式技巧并非每個民事主體都能在自己的行為中充分認識到，并主動克服或選擇而求得自己利益的最大限度的保護，那么，本文對反擔保若干方面的思考就不具法律意義，至少解決了立法在反擔保性質與功能模式上的模糊與混雜性，也許正充分地體現了反擔保與擔保的形式界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