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個人債務和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上，《婚姻法》留給我們一些遺憾，如：在夫妻約定財產制的內容中，對于夫妻財產的管理、使用、收益、家庭生活費用的負擔及債務清償責任等可否約定未予明確規定，而且，《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的規定往往有可能侵害夫妻一方本人或該方的債權人的利益。因為夫妻共同生活，彼此之間互有日常家事代理權，故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也可能屬于夫妻共同債務。再比如，《婚姻法》對夫妻共同債務的清償未規定責任形式。實務上僅是依據民法上的理論而進行的推導，從而認為夫妻應就共同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卻并無婚姻法上的明確規定。根據民法原理，離婚時夫妻對共同債務協議分別負擔的，也應當對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

正因為《婚姻法》存在上述缺憾，才會導致審判實踐中的觀點不一，裁判不一。《婚姻法》第四十一條僅對夫妻共同債務作了“應當共同償還”的原則性規定，而且規定對夫妻共同債務的清償，“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至于人民法院以何原則、以何標準判決，則全憑法官的自由裁量了。有觀點認為，無論如何，該規定還是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則的，僅在協議不成時才會體現國家適當干預的原則，人民法院判決償還，是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財產狀況或償還能力等情況進行的確定，只對內部產生效力，不能對抗債權人。筆者認為，人民法院在審理離婚案件過程中，對當事人之間的債務負擔應以當事人的約定為處理依據，如果當事人協商一致，法院則可在裁判文書或調解書中載明，以便為當事人留下行使追償權的證據。但這種協商一致的內容不能對抗債權人，這一點基本上是適用《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五條規定的內容。但當事人對于債務負擔協商達不成協議的，人民法院并不應主動確認其共同債務的數額，甚至還對債務負擔進行份額分配，而應當留待債權人自己主張時再行解決。

長期以來，法院在審理離婚案件中，對夫妻債務總要加以分割并確定具體份額，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離婚案件屬于當事人身份關系訴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法院僅應當處理夫妻之間的身份關系，附帶處理子女撫養與夫妻財產分割問題。而處理夫妻債務問題時，必然涉及債權人的利益，法院的裁判不應當影響案外人的權利。

第二，離婚案件中的子女撫養與財產分割是訴的合并，其合并于離婚之訴，且從屬于離婚之訴。如果將夫妻共同債務一并處理，將不屬于訴的合并，因為其依據的是債權人與離婚夫妻之間的債的法律關系，是不同主體間的另一法律關系，若強行處理，不僅有違私法自治原則，而且也不符合訴訟法上的訴的合并理論。

第三，債務與責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債務并不意味著有責任。債務人會由于許多事實原因或法律上的權利原因而無須清償債務，如債權人的放棄、訴訟時效的超過等。

第四，既然將夫妻共同債務規定為連帶債務，那么作為債權人可以要求連帶債務人中的一人清償債務，也可以兩人要求清償債務，而法院若將債務在夫妻之間進行按份分配，不僅有違不告不理的訴訟法原則，而且剝奪了債權人的選擇權。有一種觀點既承認夫妻共同債務在夫妻之間產生連帶責任，不經債權人同意，債務人之間無權自行改變其性質，否則對債權人而言是一種不利益。筆者認為，如果說離婚夫妻對債務分擔的約定不能對抗債權人尚可以成立，那么，人民法院以判決的方式在離婚夫妻之間分配債務，顯然也是沒有任何法理依據的，這是國家司法權侵犯當事人私益的侵權行為。再說，如果所確認的債權債務關系或債務數額尚存爭議，法院裁判文書的嚴肅性何在?司法權威何在?

第五、從實務的角度看，離婚訴訟中，夫妻債務的種類、與債權人之間的關系一般較為復雜，債權債務數量也往往較多，若有爭議，法院要查清當事人所負的真正債務難度較大。這樣，就會耽誤對離婚請求的處理，本應當及時解除的死亡婚姻，會因法院對夫妻債務的調查和處理而拖延下來。同時，要求離婚的一方當事人，可能會為了早日擺脫痛苦的婚姻而遷就另一方當事人，在違背自己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承諾不該承擔的債務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謂夫妻共同債務。這不僅損害了一方當事人的權益，而且也對司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造成了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