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抗辯權源于德國法，又稱拒絕權，是大陸法系傳統制度。其目的在于預防情況發生變化而使先履行義務的一方遭受損害行，避免強制履行，從而達到維護交易的公平。我國《合同法》在保留大陸法系不安抗辯權制度優點的同時，也吸收和借鑒了英美法系預期違約制度的精華，構筑了一個相對先進并有中國特色的不安抗辯權制度。但《合同法》實施后，我們又不得不承認，由于《合同法》沒有對不安抗辯權制度進行的具體的制度設計，因而其并沒有想象中的那樣理想，更無法談上完美，甚至在司法實踐操作中，出現了一個個我們無法避免的困境。正視這些困境并想方設法解決，已是法學理論與實務界責無旁貸的任務。一、與預期違約法條間的隱性重合和沖突問題綜觀《合同法》，雖然不安抗辯權適用范圍的擴展、與從英美法系立法中吸收的預期違約規定的結合運用使先履行方的救濟方式更充分，同時，我們卻又不得不感到遺憾：由于這兩種制度分別來源于兩大法系，它們在許多方面都存在細微差別，而我國立法者在法律移植過程中沒有解決好它們之間的配合協調問題，只簡單將之揉和在一起，以致造成沖突與矛盾，大大削弱了其制度價值。根據《合同法》第94條第二款、第108條規定（通說認為，這兩個條款是合同法關于預期違約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義務，另一方當事人可以立即解除合同，并要求對方承擔違約責任。而《合同法》第68條第二項“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是由不安抗辯權來調整的。那么一方“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的行為是否可以視為是“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義務”呢？如果不可以，那么要什么樣的行為才能表明一方將不履行義務呢？這，恐怕立法者也難以回答；如果可以，那么就出現了不僅相同的法律事實可適用不同條文且針對同一種情形法律給予兩種不同救濟方式的不正常現象：如果先履行方援引第68條，則他將采用“掌握確切證據-中止履行-通知與等待對方提供擔保”的救濟方式，當對方在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行能力和提供擔保時，先履行方才可以解除合同；而如果先履行方援引第94條第二款、第108條，則他可以直接解除合同并請求損害賠償。這時，我們的法官是應該適用不安抗辯權的條款還是適用預期違約的條款呢？可見，合同法關于兩種制度獨立分散的規定方式，已造成了法條間的隱性重合和沖突，并進而在實踐中造成了法律適用上的混亂與漏洞。那么，如何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呢？有學者認為，可以授予先履行方以選擇法條的權利；對此，筆者不敢茍同。筆者認為，如果授予先履行方有選擇法條的權利，那么難免會導致其濫用合同的解除權，并立法精神相佐。因為在紛繁復雜的合同實務中，先履行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難免會以不安抗辯為借口，直接援引第94條第二款與第108條的規定來解除合同，達到毀約的目的，這就會使第69條規定的先履行方在履行不安抗辯權時應當負有舉證和通知義務等旨在保障后履行方權利的措施形同虛設，難以對后履行方期限利益進行有效保護，同時，先履行方濫用合同解除權，會降低履約率，這也與合同法促進履約率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馳。筆者認為，雖然兩大法系之間的取長補短已是各國立法界的共識，可這種滲透與融合決非簡單的法條相加；同時，任何制度設計和選擇都必須以發揮其制度功能和內在價值為前提，其基本要求是法律制度之間是非沖突的。因此，為了維護法律結構的嚴密性，我們就必須從根本上消除分別適用第68條和第108條及第94條第二項所產生的法律沖突。對于如何消除，筆者認為，由于《合同法》為我國基本法，有鑒于法律的嚴肅性，是不應該也不可能朝立夕改的，而法律解釋的功能也已從單純探求法律規定意旨擴展到進而對法律進行漏洞補充、價值補充等諸多方面，所以，在現行制度規定的基礎上，借助立法解釋或者司法解釋來協調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兩種制度的運用，不失為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筆者認為，可以以認定不安抗辯權的標準來規定默示預期違約制度，吸收兩種制度的精華，使之既具體又易操作。也就是說在合同法“違約責任”中另辟條文，對默示預期違約作出專門規定，將“一方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義務”納入默示預期違約的適用范圍，并使默示預期違約與不安抗辯權在救濟方式上趨于相同或類似，形成互補。正如有的學者所認為的：“不安抗辯制度與后面不完整的預期違約制度相互補充，才能完整的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