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2009年7月16日，某源公司委托某嬌公司代辦增資擴股事宜，雙方簽訂協議約定由某嬌公司墊付300萬元增資款，某源公司支付代辦手續(xù)費4.5萬元。若某嬌公司因工作原因或違法行為給某源公司造成損失，應承擔賠償責任，并返還代辦費用。協議簽訂后，某嬌公司通過虛報注冊資本完成變更登記并領取了營業(yè)執(zhí)照。2010年6月4日，某源公司收到行政處罰決定書，工商局以某源公司虛報注冊資本為由，作出責令其補足注冊資本并罰款35萬元的處罰決定。6月11日、11月12日某源公司分別向工商局交納罰款30.5萬元和4.5萬元。2012年8月29日，某源公司將某嬌公司訴至法院，要求其賠償損失并退還手續(xù)費。某嬌公司辯稱，某源公司的訴訟請求已過訴訟時效。

【意見分歧】

關于本案訴訟時效從何時起算，審理過程中有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本案已過訴訟時效，應從2010年6月4日原告收到行政處罰決定書之日起計算訴訟時效，原告起訴時已超過兩年，原告也未向法院提供訴訟時效中止、中斷的證據，故應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已過訴訟時效，應從第一次交納行政處罰罰款之日起計算訴訟時效，因為原告第一次交納罰款時違約損害賠償請求權才產生，且原告主觀上理應知曉其權利受到侵害，從此時計算兩年訴訟時效期間具備正當性。

第三種意見認為：本案沒有超過訴訟時效，應從最后一次交納罰款之日開始計算訴訟時效，因為只有在最后一次交納罰款后，全部損失才最終確定。

【法律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1.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應以請求權的客觀產生為前提條件

訴訟時效制度的適用對象是請求權，該請求權是基于基礎權利受到侵害而產生的救濟性權利，自基礎權利受到侵害時產生。由于請求權類型不同，這種侵害既可以是現實存在的緊迫危險，也可以是實際損害，但均需侵害客觀產生。因此，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必須以基礎權利受到侵害，請求權客觀產生為前提條件。在此需注意的是，當訴訟時效的適用對象具體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該請求權的產生不需損害額全部確定。如果單從文義解釋對損害事實進行理解，損害事實中可能包含損害額，但是作為請求權構成要件的應當是單純的損害事實，而非損害額。事實上，損害事實無法證明時，請求權不存在，當事人因不具有訴的利益而被駁回起訴；損害額無法證明且沒有法律對此作相關規(guī)定時，敗訴的原因是不能認定當事人訴訟請求中主張的損害賠償金額。損害賠償請求權并非勝訴權，作為救濟受侵害的基礎權利而存在的權利方法，只要存在權利或利益減損的客觀事實時就可產生，至于量化損害事實的損害額不應成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構成要件，自然也就不能成為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標準。

2.訴訟時效起算應具備正當性基礎

訴訟時效期間的經過使權利人失去了依靠國家強制力實現債權的可能，基于正當程序中當事人自我責任原則，訴訟時效起算點的設計必須充分考慮到對權利人的保護，唯有當事人非基于客觀上的原因而是主觀上惰于行使權利時，訴訟時效的適用始具備正當性基礎。換言之，訴訟時效適用的正當性基礎即為權利可以行使，即權利人知道或應當知道損害事實已實際產生，且知曉權利主張的對象。

本案中，行政處罰的內容是交納罰款，因此針對違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基礎權利，即原告依據合同享有權利或利益的損害就表現為對財產利益的侵害。行政處罰決定書具有自送達之日起即生效的特點，行政處罰決定書送達之時，原告的財產面臨客觀損害的危險，但在其未實際交納罰款之前，其財產權利并沒有產生現實的減損。原告在第一次交納罰款時，因對方違約行為而受到的損失才成為一種客觀事實，違約損害賠償請求權才產生。原告完全交納罰款的意義在于確定全部的損害額，而非確定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產生。

知道或應當知道主觀狀態(tài)的證明，往往要借助于客觀事實，通過一定的行為推斷當事人的主觀心理狀態(tài)。原告遭受的損失以行政處罰罰款表現出來，則原告知曉行政處罰內容與原因的主觀狀態(tài)即為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受到侵害的狀態(tài)。本案中可以推斷原告知曉權利被侵害主觀狀態(tài)的客觀行為有二：一是收到行政處罰決定書；二是實際交納罰款。在法無明文規(guī)定時，由于“收到”與“知悉”之間有本質不同，特別是法人，其工作人員簽收行政處罰決定書與其決策機構知曉行政處罰內容可能存在一定時間差，基于訴訟時效起算的正當性基礎，以原告交納罰款的行為推斷其主觀狀態(tài)更為合理。因此，原告至遲于第一次交納罰款之日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同時，基于合同的相對性，原告不存在另需確定侵權人的必要。故從第一次交納罰款時計算訴訟時效符合時效制度防止權利休眠的設計初衷，既考慮了對原告合法權利的必要保護，又維護了被告的時效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