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頭合同是否可以觸犯合同詐騙罪

可以,具體情況由一個案例來進行說明。

【案情】

被告人劉某于2008年12月承租白竺鄉上村的**鞭炮廠，但一直未生產。因無錢運轉煙花生意，便想利用**鞭炮廠的名義騙些煙花原材料，然后轉賣成現金或換成煙花成品銷售。2008年12月5日，被告人劉某以**鞭炮廠生產需要的名義向高坑紙廠的邱某訂購5噸普紅鞭炮紙，約定貨到付款(口頭約定)。被害人邱某按約定將貨運到廠里后，劉某謊稱到萍鄉付款，將被害人邱某文騙離廠區，后劉某拒不見面且不付款，不久將該批貨物轉賣。經鑒定，該批貨物價值人民幣12100元。被告人劉某又以相同方式詐騙陸某、陳某等五人，詐騙金額共計為人民幣114314元。

【分岐】

以口頭合同進行詐騙是否屬構成合同詐騙罪?

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劉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口頭合同不能夠成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形式。被告人劉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巨大的財物，其行為構成詐騙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劉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被告人劉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巨大，應當以合同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

【管析】

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劉某的行為行為人構成合同詐騙罪。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從該法律條文可知，一個合同詐騙行為要認定為合同詐騙罪須滿足以下幾個條件，即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一)行為人實施的行為須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這是區別于民事欺詐的本質要件;(二)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無履約能力。行為人的履約能力可分為完全履約能力、部分履約能力和無履約能力三種情形，認定行為人有無履行能力及履行能力的大小是判斷行為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的核心要素;(三)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有無詐騙行為;(四)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五)行為人對取得財物的處置情況，分析行為人對財物的處置情況，有助于判斷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六)行為人在違約后有無承擔責任的表現。從以上條件不難看出，在該案中劉某以簽訂合同的形式獲取財物是為了“非法占有”的目的，詐騙的形式是通過簽訂合同，且行為人也完全沒有履行能力，事后也未積極地去履行合同，而通過簽訂合同騙取財物目的是將該財物占為己有。綜合以上分析不難得出，該案劉某的行為完全符合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構成要件，應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

二、依據《合同法》第十條之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從此條文可知，合同有多種形式，口頭合同只是合同的一種形式之一。利用口頭形式以及利用郵購、電子商務等非書面合同形式實施詐騙犯罪與利用書面合同一樣，所侵犯的客體都是他人財產所有權以及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在當前經濟交往活動中實際存在著大量的非書面形式的合同，利用這些合同形式實施詐騙犯罪的現象也并不少見。口頭合同應該是法律的保護范疇，將利用在簽訂、履行具有合同性質的口頭協議過程中進行詐騙他人財物的行為，定為合同詐騙罪，有利于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反之，如將其一概排除在合同詐騙罪之外，不僅與現實情況脫節，也有悖于新刑法確立合同詐騙這一罪名的立法。因而，行為人利用口頭合同或書面合同進行詐騙，其法律性質和法律責任都是一樣的。

三、普通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在犯罪構成上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根據法律的順階排序，一般罪與特殊罪形成法條競合時，應以特別優于一般來確定罪名。因此，該案應定合同詐騙罪。

綜上，筆者認為，該案應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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