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實踐中言詞證據的使用及問題有哪些

(一)現行司法環境下法院選擇權的有限性

當案件中的言詞證據可能系通過非法途徑取得的時候，法院是否可以根據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將其排除?

當案件中的言詞證據能夠證明被告人有可能涉嫌犯罪但證據尚達不到確實充分的程度時，法院是否可以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宣告被告人無罪?

當言詞證據出現“拷貝”等不正常現象時，法院能否直接宣告言詞證據不具有真實性而將其排除?

如果法院能夠簡單地依據法律裁決案件就不可能存在以上疑問，但事實是法院也僅僅是國家機關之一，其會與其他國家機關乃至各種社會機構發生各種聯系，案件的裁決也必然會受到各種掣肘，在我國司法體制尚不健全的情況下這種特點尤其突出。就當前而言，法院裁決案件至少受到以下因素制約：

1.公檢法的相互關系

公檢法相互關系決定了法院不可能輕易判決無罪。憲法與刑訴法均規定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訴訟中要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這一原則不僅反映了我國犯罪控制的訴訟價值觀，而且還反映了刑事訴訟活動的客觀規律。其在懲罰犯罪，保障人權，維護社會主義法制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公檢法三機關互相配合可以提高訴訟效率，集中力量打擊涉黑犯罪、集團犯罪等現代新型犯罪，最大限度地實現刑事訴訟追究犯罪的價值。但也正是這一規定決定了法院作出無罪判決時必須要顧及到無罪判決給公安局、檢察院所帶來的各種壓力，這種壓力包括社會輿論、績效考核等等。如果法院作出無罪判決不用考慮這些因素就有可能給公安和檢察院的工作帶來諸多困難，而這種工作困難又可能會反過來影響到以后訴至法院的案件質量，如此惡性循環將導致刑事案件的質量不斷下降，公檢法分工負責，互相配合的憲法原則將演變成公檢法內耗的尷尬局面。法院在考慮到這一因素后對以上問題所作出的選擇就顯得非常有限了：即使被告人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的口供系偵查機關通過刑訊逼供的方式取得時，法院也往往會采信被告人沒有證據證明的，在另一環境下也被刑訊逼供的口供，即使這一口供與被刑訊逼供取得的口供高度一致;在案件中只有言詞證據證明犯罪事實且達不到確實充分的程度時，法官也經常會站在偵控方的立場認定證據確實充分;當言詞證據出現“拷貝”現象時，法官也會“機械”地法律沒有規定言詞證據高度一致就應予以排除并進而確認言詞證據的真實性。

2.輿論壓力決定了法院自身也很難作出無罪判決

中國社會是一個貧富懸殊越來越大的社會，這種貧富差距也導致了社會輿論的畸形化發展：包括網絡、電視等媒體都或多或少地表現出一種仇官、仇富的心態，只要是富人犯罪、官員犯罪，社會輿論就普遍偏向于嚴懲，甚至有一些人有錢人都是通過犯罪手段攫取的金錢，而官員們都是通過玩弄手中權力獲取各種利益。在大多數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在案發前要么是有一定經濟實力，要么是有一定社會地位，而這種被告人恰恰是被輿論和公眾所仇視的對象。在這些案件中，如果法院僅僅根據證據不足宣告被告人無罪，法院就可能背上判決不公，甚至是司法腐敗的輿論負擔。當然，法院選擇權的有限性并不意味著法院處理案件會喪失基本的原則，在法律及司法解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法院將嚴格按照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定處理案件，在法律及司法解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法院也會將基本法理作為判案的重要依據。

(二)言詞證據規則的初步建立

解決以上問題不僅需要制度的重建，更需要作為裁判者的法官的裁判邏輯的優化。就制度而言，應當初步建立言詞證據規則，言詞證據規則通常包括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傳聞證據規則、口供補強規則、交叉詢問規則、意見證據規則等等[8]，其中最為核心的規則當屬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就法官的裁判邏輯而言，應當保證每一名斷案的法官在內心中建立起一種立體的證據構造。法官們應當在現有制度之下盡可能合理地分配控辯雙方的舉證責任。

1.合理分配控辯雙方舉證責任

就言詞證據而言，其最大的問題就是其真實性難以確定，因為同一個人針對同一個問題可能作出截然相反的陳述，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就涉及到偵查機關取證的方式方法問題，采用不同的問話方式，不同的問話手段可以獲取不同的言詞證據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為了保證言詞證據的真實性，刑事訴訟法典及相關司法解釋乃至最后最高院、最高檢、公安部等五家單位聯合出臺的《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都反復重申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而如何判定言詞證據是通過非法手段還是合法手段取得的方式只有通過控辯雙方的舉證、質證。

我們，此種情況下也應當讓控方承擔更進一步的舉證責任，即針對被告人所提供的物證和書證的真實性進行舉證，如果控方的舉證不能排除被告人所舉物證、書證的真實性，那么法院就應根據有關規定認定言詞證據不能排除系非法取得的可能性，并進而對相關言詞證據不予采信。

2.建立多元化的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

當前非法言詞證據只能依靠法律及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才能予以排除，這種單一的非法言詞證據排除方式不僅不利于案件事實的發現，而且很可能直接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因此建立多元化的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勢在必行。就當前來說，非法言詞證據至少應當通過以下三種途徑予以排除：一是規則排除。規則排除是指根據法律及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予以排除，這也是我們目前唯一的非法言詞證據排除方式，但我國相關法律對此表述并不十分科學，可參考《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36條的規定：(一)對犯罪嫌疑人決定和確認自己意志的自由，不允許用虐待、疲勞戰術、傷害身體、服用藥物、折磨、欺騙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只允許在刑事訴訟法準許的范圍內實施強制。禁止以刑事訴訟法不準許的措施相威脅，禁止以法律沒有規定的利益相許諾。(二)有損犯罪嫌疑人記憶力、理解力的措施，禁止使用。(三)第(一)、(二)款的禁止性規定，無論犯罪嫌疑人是否同意，都必須適用。對違反這些禁止性規定所獲得的陳述，即使犯罪嫌疑人同意，也不允許使用。二是邏輯排除。邏輯排除是指排除明顯不符合生活邏輯和常識的言詞證據，如上文所提不同人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針對同一問題的回答在回答的語氣、語句、表述方式、內容上高度一致的現象就存在不符合常識的問題;三是當然排除。當然排除是指具有某類特征的言詞證據已經被否定，而另一些言詞證據因其也具有該類特征而被當然排除。如被告人在偵查機關所作口供已被證明系刑訊逼供取得而予以排除，如果被告人在看守所所作的口供在回答問題的順序、說話語氣、語句、內容上高度一致的話，應當視為與刑訊逼供取得的口供為同一證據，當然應予排除。

3.建立立體的證據構造

司法實踐中裁判者對案件事實的判斷往往是一種平面的、直觀的判斷，按照龍宗智教授的說法，當前的證據裁判乃是一種印證制度，即只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證據相互印證即能定案，裁判者可以以證據相互印證為由排除諸多證據。但是這種做法的風險也是顯而易見的：證據相互印證必須建立在相互印證的證據客觀真實與合法的基礎之上，而證據的客觀真實與合法并不是單純的主觀判斷，而是一種主客觀的綜合評判，即證據的客觀真實與合法必須是將證據納入證據構造中進行評價，只有通過證據印證證據，一環緊扣一環的模式方能起到定案的效果。為此，就必須在裁判者分析證據過程中，在內心建立起案件的立體證據構造，證據構造對于豐富我國的證據判斷理論，改善司法實踐中的證據判斷方法從而提高辦案質量具有重大價值。

這種立體應當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要對證據來源進行立體式分析

關注證據的產生過程，注意證據產生的合法性與自然性，防止人為扭曲證據信息，防止虛假證據的出現。強調這一點，對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證據判斷有重要意義。因為從杜培武、佘祥林、趙作海等冤案看，無一不存在采取非法方法逼取認罪口供，甚至個別案件偽造、變造其他證據，表面上形成了定罪證據體系，但這一體系的根基是虛假的。關注證據產生，尤其是偵查過程產生證據的情況，是從源頭防止冤錯的重要舉措。

二是要對證據的種類進行立體式分析

我國刑訴法規定了七種證據種類，但司法實踐中出現的證據類型往往會超出規定的這七種類型，立法上的這種分類便于裁判者對各種證據的真實性和證明力作出初步判斷。同時立法上的這種證據分類也提醒我們，單一種類證據構成的證據鎖鏈往往是不牢靠的，只有各種類型的證據互相交織產生的證據鎖鏈才是穩當的。

三是對證據體系進行立體式建構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始終存在關鍵證據、主要證據、次要證據等地位、作用不同的各種證據類型，個案的證據體系就是建立在對以上不同的證據的分析、評判以及排列的基礎之上。具體而言，首先，應當將最主要、最客觀的證據作為定案的基礎予以確定，如物證、書證等，這些證據應當通過法官適當的邏輯思考形成一個基本的證據鎖鏈;其次，應當將關鍵證據作為定案的重點，并保證關鍵證據能夠與作為定案基礎的主要證據群形成必然的邏輯聯系;最后，應當將次要證據作為證據體系的“潤滑劑”來考慮，其主要作用在于排除對案件不必要的懷疑。如在貪污案件中，被告人的基本身份情況、職權范圍、取款憑證、報銷憑證、款項去向等就是最主要的證據，而被告人供述和證人證言就是關鍵證據，它不僅是定案的核心證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案件的主要證據與關鍵證據產生了必然的聯系。另外，筆跡鑒定、報案材料等證據則形成了最外圍的證據，它進一步保證了證據體系的嚴密性。

既然立體的證據構造基于客觀證據之上，這實際上要求我們要在所有案件中盡可能以物證為中心，這一要求也與現代證據學的發展方向以及證據判斷客觀性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我們也不能刻意地強調這一要求，因為物證中心主義并不是證據構造分析方法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而且這一精神在其他的證據理論中也被強調。另一方面，正如文章開頭所述，由于各種原因的限制，很多案件實物證據難以收集，如果此種情況下仍圍繞實物證據建構證據體系難免使得案件的證據構造頭重腳輕，根基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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