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身份，是指基于法律賦予而形成的身份，如國家工作人員、司法工作人員、郵政工作人員、證人、鑒定人、翻譯人等，它與自然身份相對應，后者指于一定事實關系而形成的身份，如男女性別、親屬關系、本國人與外國人等。

一、概念的辯正

首先，筆者想澄清對“共同犯罪”概念理解上的模糊認識。對何謂“共同犯罪”，存在著兩種不同層次的理解與含義;一種是指客觀的、事實描述形態的共同犯罪行為，它屬于“事實判斷”、“程序性審判”范疇。另一種指符合某種刑法構成要件的具體犯罪，屬于“價值判斷”、“實質性審判”范疇。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在評價兩個人以上共同行為時，往往使用的是事實評判方法，將共同犯罪理解成一般意義上的客觀行為而不是犯罪構成要件意義上的刑事法律行為。這類似于共同犯罪理論中的“行為共同說”所主張的“共同行為”。因此在對“共同犯罪”問題進行闡述之前，我們有必要區分這兩種不同內涵的共同犯罪概念。刑法理論上對身份與共同犯罪關系的認識分歧頗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有些人混淆了這兩種概念，按照某種思維定式，想當然地把不具有刑法評判意義的共同犯罪行為，推定為具體的、有犯罪構成意義的“共同XX犯罪”。如對有職務人員參與的盜竊行為，許多學者都以職務人員的行為為基準，把整個共同犯罪的性質定為職務犯罪，直接稱之為“共同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這是非常武斷的作法。

實際上，作為犯罪的主體，身份人員與無身份人員對共同犯罪行為性質都有影響力，并不存在著身份人員擁有“優先決定權”問題。共同犯罪性質如何，關鍵還是看各共犯人的共同故意與共同行為符合何種犯罪的構成要件。如一，甲為普通公民，乙為現役軍人，甲與乙二人在戰時一并實施了造謠惑眾、擾亂軍心的行為。兩人都有擾亂軍心的故意，也實施了造謠惑眾的行為，所以構成共同犯罪，但構成什么性質的共同犯罪?是戰時擾亂軍心罪還是戰時造謠惑眾罪(前者的主體為一般公民，后者限于軍人)?是否能因為有軍人這一特殊主體的出現而簡單地認定為共同戰時造謠惑眾罪?顯然，這必須具體案情具體分析方能得出正確的答案，下文將對此進行詳細闡述。

二、共同犯罪的定性標準

有身份人員參與的共同犯罪的性質具體應如何判斷?有無標準可依?當前最有市場的說法就是“決定說”，即以主犯的基本特征決定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司法實踐及司法解釋大多持此觀點。對此，陳興良教授曾提出了質疑，他認為主犯與是按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對共同犯罪人的分類，它主要是解決共同犯罪的量刑問題，而共同犯罪的性質是共同犯罪的定罪問題。按照為解決共同犯罪的量刑問題而劃分的主犯與從犯來解決共同犯罪的定罪問題自然行不通;其次，主犯與從犯的劃分無法解決有兩個以上主犯的共同犯罪的定罪問題;該作法還否定了其他共同犯罪人的構成要件的獨立性。為克服“主犯決定說”的缺點，有人提出“共同犯罪應以有特定身份犯的行為性質作為定案的依據”的主張。這一主張有其簡練、明了的優點，但有以偏概全之嫌，尤其對共同犯罪存在多種特定身份人員的情況，按哪一身份人員的行為來定罪?該說不能自圓其說。筆者認為，共同犯罪的性質應以犯罪人實行行為的性質為根據，即“實行行為決定整體性質”的原則。所謂實行行為，是指直接實施犯罪，完成刑法分則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這里要掃除兩個誤區：一種是把實行行為等同于身份人員的行為。在具有法律身份的人與無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實施犯罪的情況下，有身份人員往往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實施犯罪，即為實行犯。但身份人員教唆、組織非身份人員犯罪的，非身份人員為實行行為主體，身份人員充其量為“間接正犯”;另一種錯誤看法是認為一個共同犯罪里只能有一個實行行為。實際上，共同犯罪人各自的行為只要能獨立構成刑法分則規定之罪，他的行為便自然是實行行為。如國有公司中的國家工作人員與一般公司管理人員利用各自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司公款，一為挪用公款行為，一為挪用資金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