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墜物，這個行為是非常之惡劣的，我們總是會在新聞上聽到某某城市的什么小區，因為高空拋物行為砸到路上行人或者車輛的現象。這些都是缺乏素養的人行為的。有些小區會在建筑的底層搭建高空墜物棚，就是為了防止這樣的行為造成無辜的人受傷。

一、高空墜物棚作用是什么?

就是為了防止建筑物上面有非法的拋物行為起到保護作用的棚子。

1、高空墜物“連坐”擔責不合理

備受關注的成都高空墜物案于近日宣判，高樓里的124家商戶分攤了15萬賠償。這一宣判并沒有結束持續十數年的高空墜物是否該“連坐”擔責爭議，反而繼續引發激烈討論。對此爭議，我們能不能有個清晰答案?

高空墜物“連坐”擔責是我國“特色”法律

無論國外、還是過往，都罕見這樣的法律

我國《侵權責任法》第87條規定：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或者從建筑物上墜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損害，難以確定具體侵權人的，除能夠證明自己不是侵權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給予補償。

這就是俗稱的“高空墜物連坐法”。考察世界各國法律，可知無論是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埃塞俄比亞等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都沒有類似法條或判例，世界范圍內只在智利民法典里發現相似規定。

也有法律學者指出，第87條可追溯到古羅馬法中“倒潑和投擲的責任”條款，然而細究即可知，古羅馬時代的住宅是單獨的，由住戶承擔責任仍屬于侵權人可確定的情況。

所以，我國的這條法律規定堪稱罕見。實際上，著名民法專家、《侵權責任法》立法參與者梁慧星明言“本法有些地方有極大的創造，本法對適應中國社會的國情來說，對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來說，都是有創造性的”、“第87條是中國侵權法對傳統侵權法極大的創造性發展”。

如此“特色”立法，目的為了救濟和預防

既然是創造性立法，那么面臨爭議就是難免的。在《侵權責任法》于2010年實施之前，法院對于這樣的案件怎么判是不明確的，出現了嚴重的同案不同判現象，不但不同法院意見對立，而且上級法院和下級法院意見對立、同一法院不同法官意見對立。

這種對立自然也會體現到《侵權責任法》的立法中，最后還是贊成“連坐”的意見占了上風。梁慧星指出，如此立法的目的有二，首先是救濟——“有個別學者反對第87條，例如著名的侵權法專家張新寶教授就反對，說什么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別人向下丟煙灰缸，為什么卻讓我承擔責任? 我們的學者在從事法學研究的時候，在為國家的立法出謀獻策的時候，一定不要考慮到個人的利益，你要考慮到社會的正義。你說一個人在外面走，上面掉個煙灰缸把他砸死了，他的子女怎么辦?他的父母怎么辦?他作為家庭的主要勞動力被砸死了，情況多么悲慘，你為什么不考慮?你分擔一下損失，這有什么問題?”。其次是預防——“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條文，它可以發揮法律的教育作用。所以侵權法公布以后，那些物業管理公司和業主委員會在每一個樓層都要貼那個告示，來提醒住戶自己并教育孩子不要丟煙灰缸，不要丟啤酒瓶”。

此外，《侵權責任法》的起草者如王利明、楊立新等專家也持類似看法。而本次成都高空墜物案的判決，法院明言就是為了救濟和預防——“拋擲物致人損害的糾紛中，建筑物使用人不是實際侵權人，法律之所以規定在難以確定具體侵權人的情形下，將板子打在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身上，主要是出于對受害人進行救濟的考慮;另一方面，是督促建筑物使用人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警惕，針對存在的風險防微杜漸，履行相應的保管、維護和注意義務”。

被成都高樓上墜下水杯“砸癱”的小伙的確需要救濟

然而如此立法的良苦用心并不能實現

“特色”立法本身不是問題，因為任何特定國家的法律都是為了解決該國具體的社會問題而不是為了其他目的而存在，只要法律能以最合理有效的方式解決我國的實際問題，就是妥當的。然而我們認為，“高空墜物連坐擔責”恰恰不符合我國實際。

如果是為了救濟，顯然公共救濟比住戶救濟更合理更可行

出門行走卻遭遇“飛來橫禍”，的確夠倒霉夠可憐，尤其對于一些家境普通甚至貧窮的人來說更是值得同情。救濟這樣的人是應該的，但是由誰來救濟?

有人說我國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國家整體還處于發展中水平能力有限，所以讓公共救濟(或曰國家救濟、社會救濟、政府救濟)不現實，因此第87條讓住戶集體救濟是合理的。

我們認為上述理論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如果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那么國家反而可以優先去“健全”社會某些成員(高樓墜物事件中的住戶)擔責的體制?如果國家能力有限，那么這個國家的某些老百姓反而是能力無限的?這不是“撿軟柿子捏”嗎。住戶雖然是一個集體，但相對于社會公共概念來說也是“私人”，梁慧星所言“社會的正義”理應由社會來承擔，而不是由私人來承擔。

不應強制這些住戶為“公義”買單

再看一個現實問題：中國本來就有判決執行難的問題，何況像本案這樣有100多個被告、而且被告又心不甘情不愿的情況，怎么保障執行落實?從過往案例來看，執行難的擔心已經完全被印證。還有，受害人本來境況就夠窘迫了，還要負擔一個針對幾十上百人的訴訟，造成了訴訟難的問題，在本案中，受害者苦尋3年才找齊138家被告。

如果是為了預防，則“連坐”弊大于利

再看預防作用。的確，“連坐”有兩個預防作用：1、住戶由于不想被“連坐”，有檢舉揭發肇事鄰居的動力，有利于找出真實責任人，進而形成警示作用;或者平時就會提醒鄰居小心，防范于未然。2、制造墜物的住戶，即便沒有被發現，也需要承擔一部分責任，所以會約束自己的行為。

但是，“連坐”也會給預防帶來三個弊端：1、我國警力有限，有了第87條后，恐怕一旦出現墜物傷人，會被草率的納入“集體賠償”通道，卻疏忽了對“真兇”的調查，進而形成縱容。從成都這個案件的情況看，墜物傷人后第二天，受害人家屬就開始與物業管理方商量賠償事項，可見查找“真兇”的過程很短或者可能都沒有。2、“連坐”對住戶的心理影響，既可以理解為“至少我也得承擔一些責任所以不敢亂扔”，也可以理解為“反正我拉完屎有大家一塊來擦屁股”，前者是約束，后者可是縱容。3、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住宅樓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類似家屬大院，一個樓里的人互相熟悉，那么要讓他們互相檢舉不但困難，而且容易造成人際關系緊張;另一種是類似于近年新建的商品房，住戶“老死不相往來”，一個樓層都形同陌路，缺乏互相檢舉的能力。這就使原來期望的“連坐”預防作用大打折扣。

權衡之下，“連坐”對預防所起的作用是弊大于利。

應以“精確而嚴厲的打擊”和“公共兜底”取代“連坐”

香港經驗值得借鑒

高空拋物在香港地區也曾屢屢發生，為此香港《簡易程序治罪條例》在1977年增補規定：“如有人自建筑物掉下任何東西，或容許任何東西自建筑物墜下，以致對在公眾地方之內或附近的人造成危險或損傷者，則掉下該東西或容許該東西墜下的人，即屬犯罪，可處罰款一萬港幣及監禁6個月”。在2003年，香港房屋署還成立了偵查高空拋物特別任務隊，這樣就有專門的巡警人員巡邏、監督以示警戒，這個隊伍自成立以來利用各種高科技手段進行監督破獲多起相關案件。法律的完備和執行的嚴格，使香港地區的高空拋物現象大大小于內地。(參見鄭諾《侵權人不明的高空墜物致害侵權責任研究》)

明確把高空拋物納入“危害公共安全罪”

我國《刑法》規定“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要承擔刑責。然而這條法律是幾十年前制訂的，所以有法律學者認為這里的“其他危險方法”應該是與放火、決水等相類似的行為，而絕不可能包括諸如飆車、醉駕、高空拋物等行為。事實上長久以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適用范圍也很窄，只是近年來，諸如醉駕、高空拋物等可能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非常泛濫，才有少量案例啟用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來應對新情況。比如去年7月，成都一男子因為心煩就朝樓下扔東西，砸壞了樓下車輛，警方以涉嫌故意毀壞財物罪將該男子刑拘，而檢察院則認為，該男子的行為已危害到了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或公私財產安全，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然而，像上述檢察院的意見并非司法部門公認的、明確的看法，所以并不能形成足夠的震懾力。

我們認為，高空拋物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特征，立法、司法部門應該要么明確將刑法“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內涵拓寬，把高空拋物這樣的行為納入“危險方法”范疇;要么在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特別增加類似香港那樣專門針對高空拋物的條款。

如此，才能使警方重視此類案件的調查，而一旦重視，破案應該沒有那么難。比如著名的扔煙灰缸案例，如果采集指紋比對，破案并非不可能。這樣一來，既精準又嚴厲的打擊，才是對住戶最大的警示。

對于那些往樓下扔東西的“缺德鬼”，刑法伺候不為過

實在無法明確責任人的情況下，公共補償義不容辭

如果使用了刑事調查手段后仍無法明確責任人，那么就該由公共財力兜底。以公共財力兜底不但比“連坐”賠償更公平，而且倡導了更好的價值觀。“連坐”賠償顯示了私權可以輕易被侵犯、國家、政府的責任可以推給私人，而公共財力兜底則彰顯了國家不會拋棄它的公民、社會不會漠視它的成員、政府不會辜負它的人民。

高空墜物棚作用是什么?就是為了防止高空墜物的行為傷害到其他無辜的人所搭建的，主要起防護作用。高空墜物砸下來的東西是非常的有殺傷力的，即使是一個小小的東西，從那么高的地方下來，因為一些物理關系，到地面的重量都大的驚人。

高空墜物傷人的賠償標準是怎么樣的？

高空墜物致殘（6級）怎么賠償？

高空墜物傷了人由誰來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