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人物隱私權限制理論的通說

公眾人物（publicfigure）是美國最高法院于20世紀60年代對《紐約時報》訴**文案、格-茨訴韋*奇案等一系列誹謗案的判決中逐漸形成并完善起來的一個法律概念。我國《民法典（草案）》首次在立法上使用了公眾人物”的概念，但在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1次會議卻被刪除；2002年上海市靜安區法院在范*毅訴《東方體育日報》侵犯名譽權一案的判決中，首次使用了公眾人物”這個概念，提出了公眾人物的隱私權應該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公眾人物應該容忍一定限度的輕微侵害”的觀點，并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贊賞。

通說認為，所謂公眾人物是指在社會生活中廣為人知的社會成員，包括公共官員、歌星、影星、體育明星、科學家、藝*家、皇親貴族、戰犯和社會公敵等；[3]公眾人物可分為自愿的公眾人物和非自愿的公眾人物，對前者隱私權的限制要大于對后者的限制；[4]公眾人物還可以分為公共官員和公眾人士，對前者隱私權的限制主要因為公共利益，對后者隱私權的限制主要因為公共興趣；[5]對不同類型的公眾人物隱私權的限制應當區別對待。[6]

（二）娛樂明星獨立于其它公眾人物的理由

對不同類型的公眾人物隱私權的限制應當加以區分”的觀點是正確的，問題是如何加以區分。自愿型和非自愿型這一分類沒有完全解決上述問題，因為自愿型公眾人物本身又有很多種。筆者認為，應當對自愿型公眾人物內部的公共官員、歌星、影星、體育明星、科學家、藝*家等等加以具體的類型化；[7]至少就娛樂明星而言，他們在隱私權限制方面不同于其他的公眾人物，應當從公眾人物中獨立出來。

本文所指的娛樂明星是指在歌壇、舞壇、影壇等娛樂界通過商業演出而獲取收入的那部分公眾人物。另外，公眾人物之所以被稱為公眾人物，原因在于其知名度，即在社會生活的某一范圍或時段內被廣為人知。

娛樂明星的知名度來源于其娛樂事業的成功——當然這里的成功不僅包括歌唱得好電影演得好，還指歌雖然唱得一般電影演得一般但是通過其它因素成功地吸引了fans和娛樂媒體的目光（對于娛樂界而言，能有眾多fans和娛樂媒體的關注就意味著成功），典型者如**姐姐。娛樂明星之所以能成功，是緣于自己的努力。周*倫成名前已經彈壞了五架鋼琴，而**姐姐則是冒著被人不斷惡罵的勇氣才出名的（當然，她出名后仍然遭到大量的惡罵），他們的出名都是靠自己的。

而其它類型的公眾人物的知名度來源卻并非如此。公共官員的知名度固然有個人能力的色彩（如政壇硬漢仇和），但更主要的是因為其所處的位置，享有公權力的位置。對于法學界來說，王*俊”這個名字可能比較陌生；但是今年的兩會”之后，其廣為人知，他也成為一個公眾人物。因為兩會”上他當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在此之前，他已經是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副主任，從行政級別來說也非常高了，但是法學界對其了解較少。當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后之所以受到法學界的關注，因為在當下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權力的行使一定程度上決定中國司法的方向和命運。是這個公權力讓他在法學界享有較大的知名度，從而成為公眾人物的。

體育明星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來源于自己體育事業的優異表現，但并不完全是，還有其它的因素。一個運動員變成一個體育明星，其國家隊的生涯非常重要，大部分運動員是在成為國家隊隊員代表國家比賽后名氣才變得更大的。而國家隊隊員的身份，由于代表著國家，則有了公權力的色彩——這也是范*毅在訴《東方體育日報》侵犯名譽權案件中敗訴的原因；[8]好多運動員在國際比賽獲勝后把國旗披在身上也是這個道理。國家是因為該運動員體育成績好而將其招入國家隊，進入國家隊則無疑提高了該運動員的知名度。所以說，和娛樂明星相比，體育明星的知名度有一定的公權力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