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犯貸款詐騙罪怎么處理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單位不構成貸款詐騙罪。而目前的貸款詐騙很多是以單位作為借款主體，單位犯罪數額總體來看也比個人詐騙要大得多，且詐騙成功率更高，給金融機構帶來損失更大，社會危害性更嚴重。因此，筆者認為非常有必要規定單位可以構成貸款詐騙罪的主體。在現行的法律框架內，對于單位作為借款人實施貸款詐騙行為，且違法所得也歸單位所有的，司法中不能認定為貸款詐騙罪。為此，最高法院在《全國法院審理金融詐騙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提出：“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單位十分明顯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簽訂履行借款合同詐騙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的，應當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

對于現實中比較常見的通過設立“皮包公司”騙貸，詐騙得手后轉移資產，然后通過所謂破產或重組的方式“金蟬脫殼”逃廢債務的，筆者認為，要直接以自然人實施貸款詐騙罪行為進行定罪處罰。最高法院在《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中就明確規定：“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

貸款詐騙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任何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構成，單位不能成為本罪的主體。刑法規定貸款詐騙罪的主體是自然人，單位不能構成本罪的主體是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

1、法律規定，對單位的懲處只有罰金一種方法，如果要給一個機構上刑，怎么上呢?。單位包括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卻是在用國家的財政撥款來繳納罰金。這實質等于國家的自我懲罰，將國家的金錢從一個口袋掏出來，卻又放進了另一個口袋。再者，國家機關一旦繳納罰金，又勢必影響其正常運作，這對國家職能的實現和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都是極其不利的。國家為了維護機關的正常運轉又不得不再次向受過懲罰的機關下撥財政資金，這一過程又無形之中給相關財政機構增加了負擔，而犯罪機關本身卻似乎并未受到實質性的損害。這樣的刑罰根本起不到教育和懲誡的作用，成為一種玩笑和擺設，成為對刑法科學性與嚴厲性的莫大諷刺。

2、自1987年我國刑事立法認可“單位犯罪”這個概念以來，實踐中出現了一些按條文規定應該認定為國家機關犯罪的案件，如丹東汽車走私案、泰安汽車走私案等。但是從這些案件的處理結果中不難發現，對于此類案件，執法、司法機關往往不是去分析和追究犯罪機關的罪刑和責任，而是熱衷于追究有關領導或主要負責人的刑事責任，從而使相關法律法規被束之高閣。這不僅說明這些法律條文形同虛設，實質意義不大，更說明了追究有關領導、負責人的刑事責任就已經能夠解決所謂的國家機關“犯罪”的問題。有學者干脆指出，那些貌似機關犯罪的案件，實質都是機關負責人或負責人與一般人員為謀求不正當利益而實施的自然人犯罪。司法實踐中追究國家機關的刑事責任會遇到許多難以逾越的障礙，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怎樣既達到懲罰機關的目的，又能維護機關，保證其以后的正常運作。但我們的司法機構又不能勝任懲罰者與保護者的雙重身份，面對這樣的困難，它們習慣性地無奈地選擇了回避，將犯罪直接定性為自然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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