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以下簡稱綱要)。

　　綱要針對當前中國司法體制中存在的問題，確定了涉及八方面的50項改革措施。

　　其中提到，“在未來五年內，最高法將采取積極行動，收回地方各級高院對目前部分死刑案件的死刑核準權”。

　　綱要的公布使得“死刑復核權上收最高法”這一司法命題繼全國兩會后，于今年再次引發(fā)公眾關注。

　　此前，法學界早已形成共識，“死刑復核權下放”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嚴打”社會治安惡化背景下，一直與刑事法律相齟齬。

　　該種死刑復核模式在嚴控死刑適用、統(tǒng)一死刑適用標準方面屢遭司法界及法律人士詬病，也成為落實2004年新修訂憲法中關于保障人權相關規(guī)定的障礙。

　　《新京報》采訪獲悉，在死刑復核權下放省級高院的20多年中，最高法內部曾多次探討廢除這一死刑復核方式，但在決策時囿于人員編制等問題幾經反復。

　　“死刑復核權收回的時機已經成熟。”最高法一位權威人士表示。

　　今年，中央同意最高法新增三個刑庭專司死刑復核，并增加法官編制。與此同時，300—400名專司死刑復核的工作人員招聘以及內部選調工作業(yè)已展開。

　　未來的死刑復核工作，不僅會最大限度地減少死刑數(shù)量，而且將朝更具透明性的方向發(fā)展。

　　“權宜之計”變成常法

　　“這種做法(部分死刑案件由地方高院行使)一是不符合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guī)定，二是不利于保證死刑案件質量。”

　　最高法一位負責人在10月26日向公眾作上述表示。

　　新中國的死刑復核制度最早見于1954年《人民法院組織法》。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該法規(guī)定死刑復核權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共同行使。

　　1979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通過了《刑事訴訟法》和《刑法》，上收死刑復核權，規(guī)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統(tǒng)一行使。

　　中國公安大學教授崔敏告訴《新京報》，由于當時剛經歷過社會浩劫，這一立法規(guī)定，目的在于嚴控死刑的適用。

　　然而轉折時期的高犯罪率還是成為立法者一個無法回避的現(xiàn)實。

　　盡管《刑法》僅對28個罪名規(guī)定適用死刑，但對當時惡性犯罪現(xiàn)象頻發(fā)的社會現(xiàn)實來說，可判死刑的案件還是讓當時僅有100多人編制的最高法院難以承受。

　　1980年2月12日，就在《刑事訴訟法》和《刑法》實施僅一個多月后，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即批準，對1980年內的殺人、強奸、搶劫、放火等犯有嚴重罪行應當判處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權省、自治區(qū)、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核準。

　　1981年6月10日通過的《關于死刑案件核準問題的決定》，又將上述授權延長至1983年。

　　“死刑核準權的下放，最初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但形勢發(fā)展超出了原來的設想。權宜之計也就變成了常法”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崔敏教授說。

　　由于無法有效遏止頻繁發(fā)生的惡性犯罪現(xiàn)象，1983年秋天，全國發(fā)動了聲勢浩大的“嚴打”斗爭。

　　為配合這次嚴打，當年9月2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決定》(以下簡稱《9·2決定》)。

　　《9·2決定》一改前兩次授權的期限限制，采取了更具靈活性的表述：“最高法在必要時，得授權高級人民法院行使。”

　　1983年9月7日，也即《9·2決定》通過后5天，最高法發(fā)出《關于授權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核準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授權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核準殺人、強奸、搶劫、爆炸等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會治安犯罪死刑案件。

　　隨著毒品犯罪的迅猛發(fā)展，最高人民法院又于1991年起陸續(xù)授權滇、粵、桂、川、甘、黔六省(區(qū))高級法院，對毒品犯罪死刑案件行使核準權。#p#分頁標題#e#

　　1996年、1997年，全國人大先后對《刑事訴訟法》和《刑法》進行修訂。

　　修訂重申了“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的規(guī)定。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在1997年1月1日生效，新《刑法》將于1997年10月1日起開始實施。

　　崔敏回憶，當年5月，全國人大法工委召開“刑事訴訟法實施座談會”。有各相關部門負責人和部分在京學者參加。

　　會后，王漢斌副委員長設宴款待與會專家。他感慨地說：“廢除《9·2決定》去掉了我的一塊心病。”但就在新《刑法》即將實施的前五天，最高法于9月26日再次發(fā)布《通知》，將部分死刑案件核準權繼續(xù)授權由各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行使。

　　《刑事訴訟法》和《刑法》的規(guī)定再遭擱置，死刑核準權的“二元格局”一如從前。

　　最高法院的編制問題

　　國家法官學院教授、曾任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的周道鸞介紹，1996年，最高法院曾就上收死刑復核權一事派員到東北和華東地區(qū)進行調研。

　　調研結果顯示，大部分省市的法院都表示希望最高法院能盡快收回死刑復核權。

　　但出于社會治安形勢嚴峻，這一考慮只能暫時擱置。

　　最高法在1997年9月的《通知》中解釋了繼續(xù)授權的原因：鑒于目前治安形勢以及及時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需要。

　　周道鸞認為，當時最高法遲遲沒有收回死刑核準權的原因還有一個，即最高法的人員編制嚴重不足。

　　崔敏則回憶，1996年舉行的一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研討會上，最高人民法院一位負責人表示，“按照規(guī)定，是應該收回，但必須給最高法增加一倍編制。”

　　最高法當時有人員600多人。如果再增加一倍，也就意味著再增加600多人。

　　“先不說如此龐大的編制不易解決，就是相應的辦公場所、住房以及后勤保障等問題也難解決。最高法將死刑核準權下放實屬無奈。”崔敏說。

　　不過，最高法的一位負責人當時曾公開表示：“(死刑復核權)最高法遲早是要收回來的”。

　　死刑復核權的收回正變成一個時機問題，而轉眼又近十年，中國繼續(xù)發(fā)生著巨大變化。

　　1999年“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被寫入憲法。與此同時，中國的人權建設水平不斷推進。

　　繼1997年簽署聯(lián)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后，中國在2003年廢除了《收容遣送條例》，并于2004年將“國家尊重與保障人權”的規(guī)定寫入憲法。

　　在上述背景下，各地的一些冤案錯案使得死刑復核權下放的弊端再次凸顯。

　　“高級法院一般并不對死刑案件再次進行復核，而只是在本院的二審判決書(或裁定書)的后邊加注一句：“此判決(或裁定)即為本院的死刑復核決定”一位地方高法人士向記者表示。

　　在這種情況下，二審法院與核準法院的“合二為一”導致死刑復核程序名存實亡，根本達不到貫徹國家“少殺、慎殺、嚴防錯殺”的死刑政策的要求，死刑數(shù)量控制不下來。

　　最高法院院長肖揚在2004年的兩會工作報告中披露，最高法院全年共審結死刑核準案件和刑事再審案件300件中，最高院改判94件，指令下級法院再審24件。

　　法學界人士據(jù)此分析，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意味著死刑的數(shù)量將立即減少三分之一。

　　此外，由各地分散行使，還會造成死刑適用尺度的不統(tǒng)一。

　　“同樣一個案件，在這個地方可能判10年，在另一個地方，說不定就斃了，這顯然違背了憲法規(guī)定的平等原則。”陜西嘉瑞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占平說。

　　2004年兩會期間，山西省高級法院院長李玉臻曾以同樣的理由詢問肖揚院長：最高法院能否盡快收回死刑核準權？

　　肖揚表示，最高法院對此正進行考慮，已成立了班子進行論證，但具體時間尚未確定。

????第三種方案獲批

　　正是在這樣背景下，“上收死刑復核權”也開始進入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的視野。#p#分頁標題#e#

　　最高法一位權威人士透露，去年年底，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通過了有關司法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其中第一條就是收回死刑復核權。

　　有關部門也為此增加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編制。死刑復核權收回的時機已經成熟。

　　統(tǒng)計數(shù)字顯示，由各省高級法院核準的死刑案件占全部核準案件的90%，收回死刑核準權后，以過去死刑案件數(shù)計算，最高法院的工作量將驟增9倍。

　　一名知情人士介紹，與是否收回相比，最高法內部思考更多是如何收回的問題。

　　據(jù)了解，當初被提出的方案主要有三種。

　　一是按照幾個大行政區(qū)域設立分院，專門負責轄區(qū)內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死刑案件的核準工作。

　　分院不是一個獨立的審級，也不是一個獨立的法院，而是作為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部分，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職權。與此相關，分院具體的人、財、物也由最高法院管理。

　　上述人士稱，最高法內部一度傾向采納此方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2004年5月，在《訴訟法學研究》上對上述方案進行了論述。

　　二是設立巡回法庭，定期到一定地區(qū)進行巡回復核。

　　三是直接在最高法院內部增設死刑復核庭。

　　專家指出，第一種方案由于可能涉及到現(xiàn)行《憲法》關于法院體系的規(guī)定，很難成行。第二種方案在操作上也會面臨諸多問題：比如巡回不定的復核工作，如何解決法官的家庭生活？

　　第三種方案，雖然最為方便直接，但是如何解決偏遠地區(qū)的犯罪嫌疑人的押解問題也待考量。

　　據(jù)了解，中央最終批準第三種方案，并同意增加三個復核庭，增加法官的編制。

　　據(jù)知情人介紹，上述專司刑事復核的審判庭已于今年8月前完成設置，相關負責人也已于8月28日，經過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7次會議的人事任命。

　　其中引人關注的是張軍和熊選國兩個副院長的任命，上述兩人均曾于9月初以新身份亮相“世界法律大會”。

　　據(jù)了解，張軍在2003年7月赴任司法部副部長之前，即為最高法副院長，此番調回最高法，即與原任刑二庭庭長的熊選國共同主管刑事方面工作。

　　知情人士介紹，上述二人均是著名的中青年刑法學專家，張軍不滿五十歲，熊選國年僅41歲。

　　張軍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而法學博士出身的熊選國是多所國內大學的兼職教授，并有多部學術著作。

　　新獲任命的刑五庭庭長高貴君此前為最高法審判監(jiān)督庭副庭長。曾主辦過一系列大案要案。其中包括劉涌、胡長清、成克杰等案。

　　與此同時，專司死刑復核的工作人員招聘工作也已在全國范圍內展開。

　　繼去年面向全國招聘20名碩士研究生以上學歷的工作人員后，今年最高法將招聘的數(shù)量增加到50名。

　　并將資歷限制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學專業(yè)碩士以上學歷，且其中20名需有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驗。

　　與此同時，來自法院系統(tǒng)內部的選調工作業(yè)已展開。據(jù)了解，此番為準備死刑復核的人員編制將達300- 400人。

　　死刑復核或舉行聽證會

　　與此同時，一個有關死刑復核程序的司法解釋正在制定過程當中。

　　一位接近該司法解釋起草小組的人士向《新京報》介紹，盡管尚未最終成稿，但一些思路將被重點考慮。包括增加復核庭人數(shù)，對重大、疑難的死刑案件采取聽證會的方式等等。

　　“總體方向，將使死刑復核擺脫目前行政化的色彩，對控辯雙方更具透明性。”上述人士表示。

　　據(jù)介紹，采取聽證會方式的死刑復核將吸收辯護律師、檢察機關、被告人、被害人等相關各方的參加，以便最大限度地發(fā)現(xiàn)“客觀真實”，避免錯案發(fā)生。

　　“我們起草的規(guī)則將會最大限度限制死刑適用。只要案情還有一點點可疑之處，便堅決不殺。”該人士向《新京報》引述了該起草小組一位負責人的話。#p#分頁標題#e#

　　除此之外，司法解釋擬對死刑復核程序予以完善，對一二審程序進行改革。

　　上述人士舉例，現(xiàn)行規(guī)定當中，對于刑事案件的二審，并未強制規(guī)定開庭審理。

　　實踐當中，許多法院便僅僅對書面材料進行審查。

　　“對于簡單案件來說，這無可厚非，但對重大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來說，顯然不利于保護被告人的權益。”該人士表示，死刑案件須規(guī)定“二審必須要開庭審理”。

　　此外，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證人出庭作證率不高，存在許多案件包括死刑案件僅靠證人證言即予定案的情況，這種情況也會逐步得以改變。

　　一個顯見的事實是，上述相關制度的完善，顯然已非最高法院一家所能實現(xiàn)。

　　許多規(guī)定實際上涉及到《刑事訴訟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的修訂。

　　記者日前從全國人大法工委處得到消息，上述兩法的修訂工作已在提速。目前全國人大法工委委托的各專家組都在抓緊工作，爭取提交明年三月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進行審議。□本報記者 謝曉東 北京報道

　　(本報記者廖衛(wèi)華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