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

　　□司法實踐中多為書面審理公開審判原則被冷落

　　□弊端凸顯影響審判質量且無法保障被告人權利

　　動力

　　□轉變理念倡導程序公正□收回死刑復核權帶動刑事司法變革

　　目的

　　□依法準確懲罰犯罪□加強司法人權保障□保證判決公正慎重

　　新聞快讀

　　昨天，中國的各大主流媒體，均刊登了這樣一條消息：5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強調，今年乃至今后一段時間內，各級人民法院要從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要求出發，切實加強刑事審判工作，確保7月1日后死刑二審案件全部開庭審理，為維護國家安全、保持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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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去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出《關于進一步做好死刑第二審案件開庭審理工作的通知》以來，各高級法院在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的領導下，也在努力完善和推進死刑二審案件開庭審理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

　　那么，最高人民法院是在什么背景下發出通知強調此項工作的？讓我們回首，去做個尋訪吧。

　　5月23日前各地死刑二審開庭部分情況

　　自1979年我國刑事訴訟法頒布以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一直堅持對上訴、抗訴死刑案件全部采用開庭的方式，由合議庭、公訴人、辯護人共同參與審理。

　　上海高院把開庭審理死刑上訴案件作為質量把關的重要環節，在控辯雙方的支持、配合下，死刑案件二審開庭率達到100%。

　　天津高院對被告人就案件的主要事實和證據提出上訴、被告人作無罪辯護、二審期間發現新的證據的，以及在適用法律問題上存在較大爭議的死刑二審案件，都做到了依法開庭審理。

　　海南高院、青海高院和西藏高院也都積極探索改革和完善死刑案件審判程序，實現了死刑上訴案件開庭審判。

　　“確保7月1日后死刑二審案件全部開庭審理”，“沒實現全部開庭的地方，要拿出切實的倒計時工作計劃，限期落實人員、經費和物質保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5月23日在全國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的一席話，立時成為各大媒體的重頭新聞以及人們熱議的話題。

　　這樣的斬釘截鐵在人們的意料之中，然而針針見血的表述依然觸動了人們興奮的神經。

　　“切忌把二審開庭僅僅當作一項任務”，“防止開庭審理出現搞形式、走過場”；

　　“排除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

　　關鍵證人“無故不得拒絕出庭”；

　　“逐步實行全程錄音錄像”；

　　重大案件“院長、庭長要親自擔任審判長”；

　　二審“不能是一審程序的簡單重復”……

　　只要對“死刑二審審理”有著持續關注的人們，都能掂量出這些話語的分量。

　　不開庭成為一般情況開庭審理反成為特殊

　　沒有人會否認，死刑二審案件全部開庭審理的巨大的司法意義。那么，究竟是什么促進了這一決策的形成呢？

　　有一種說法認為，近年接連發生的佘祥林等冤錯案件是促成因素之一。中國法學會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陳光中便是這一說法的支持者。

　　佘祥林案件的確是個標本。從1994年到2005年，11年的冤獄生涯幾乎徹底摧毀了這個原本幸福的家庭。

　　“這些死刑錯案，暴露出現階段刑事訴訟程序中客觀存在的一些問題。死刑案件二審的不公開審判，便是其中之一。”著名刑法學家高銘暄說。

　　而在今年“兩會”上，肖揚主動提及佘祥林殺妻冤案，也被媒體認為是一個暗示。

　　“最高人民法院于去年9月份專門開了一個刑事重大冤錯案件剖析座談會，選取了從解放以來的十幾個案例，對這些冤案、錯案是怎么造成的，進行了認真的分析。”肖揚介紹說，大家認為，搞好死刑案件二審開庭，把死刑復核和死刑案件二審開庭分開，從原來的一個程序變成兩個程序，這是防止冤錯案發生的重要程序性環節，也是“給判處死刑的被告人多一次在庭上表述自己意見的機會”。#p#分頁標題#e#

　　實際上，對死刑案件二審是否開庭，法律表述并不含糊。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應當開庭審理，對上訴案件，原則上應當開庭審理，但對事實清楚的，可以不開庭審理。

　　“也就是說，開庭審理是一般原則，不開庭是特殊。”原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國家法官學院教授周道鸞解釋道，“然而，據調查，在現實司法實踐中，很多地方的高級法院不開庭審理成為一般情況，開庭審理反而成為特殊。”

　　誰都不能否認，由書面審理代替開庭審理成為了二審案件普遍存在的審判現狀。書面審理就是法官組成一個合議庭，律師只會見上訴人，看一下卷宗，做一下調查，形成辯護詞，交二審法庭，就結束了。

　　“僅通過閱卷這種方式太草率、太危險。”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瑞華說。

　　面對這種現狀，許多法學專家認為，“只審卷宗不審人”的不開庭審理，使得被告方缺乏與二審法官、證人等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律師也缺乏當庭辯護的機會，這無疑對確保刑事案件的審判質量有害。

　　而近年來，隨著我國法治的不斷完善和司法領域人權保障的進一步加強，死刑案件二審不開庭審理的弊端越來越凸顯出來：除了影響審判質量外，審判過程也無法做到公開透明，被告人的訴訟權利更是無法得到充分保障。

　　對于二審死刑案件書面審理風行，社會上存在這樣的認識：第一，這種做法為法律所認可；第二，若對于二審死刑案件都實行公開審判，人力、物力、財力上難以滿足。

　　對這兩種認識，高銘暄予以了反駁：

　　“第一個問題涉及的，實際是對認可非公開審理的授權性規定的濫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七條首先明確，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爾后方對可以不公開審理的情況加以規定。這種行文表明，此條立法精神在于明確，上訴案件以開庭審理為一般原則。”

　　至于第二個問題，“困難的確是存在的”，“而從生命至上的觀念出發，以較多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換取司法的公正，從價值判斷上而言，是非常值得的。”

　　高銘暄說：“從二審的功能上來說，二審作為一個獨立的審判程序，其主要功能之一在于發現、糾正一審的錯誤裁判，準確懲治犯罪，保護公民合法權益。而在認真審理之前，僅根據一審材料認定‘事實清楚’，也存在審前定案的嫌疑。而此后的書面審理，很難說不是一種‘過場’。”

　　“要有效地解決二審死刑案件的公開審判問題，在從立法上、人力以及物質資源上予以改善的同時，仍有賴于在審判人員乃至社會中倡導生命至上和程序公正的理念。在某種意義上說，恐怕后者更為重要。”高銘暄認為。

　　為了死刑復核權收回二審開庭起把關作用

　　對于冤錯案促進了死刑案件二審開庭這種說法，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周建平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誤解”。

　　周建平說，早在1999年，這些冤錯案發生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在制訂《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時，就醞釀將死刑案件核準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經過多年的努力，現在將死刑復核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時機已經成熟。

　　這一觀點，也被眾多法學專家所認同。周道鸞的表態也印證了這一觀點。他說，“最高法的通知，更是希望通過完善死刑案件二審程序，來控制并減少死刑的適用，為死刑復核權收回最高法進行配套改革。”

　　“換句話說，如果死刑案件的一、二審法院都把好質量關，復核程序的工作量就會減少。要求死刑二審案件一律開庭審理，就是為死刑復核權收回做鋪墊。”周道鸞說。

　　專家們認為，正是收回死刑復核權帶動了刑事司法全局變革，“動一子而全盤皆活”。這一招妙棋帶動了二審、一審刑事程序乃至偵查程序的一連串變革，中國整個刑事司法程序將因之而變，甚至長期困擾司法實務的積弊也將隨之化解。#p#分頁標題#e#

　　據了解，最高人民法院醞釀收回死刑復核權從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便已開始。當年，最高人民法院派人到東北和華東地區進行調研，大部分省市的法院都表示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盡快收回死刑復核權。

　　可是，同年9月，一紙通知又將部分死刑復核權賦予地方高級法院。理由是，“鑒于目前的治安形勢，以及及時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需要”。

　　因為面臨這樣那樣的困難，這一拖就是九年。

　　在這九年中，由于諸多原因，死刑復核程序并沒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最終決定將死刑復核權收回，是中央下了決心。”中國人民大學刑訴法教授陳衛東說。

　　去年8月，死刑復核權的收回工作邁出實質性一步，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從全國調集過硬人員，搭建死刑復核的強大陣容。

　　死刑復核權收回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死刑復核應是書面審理還是開庭審理。

　　陳衛東說，二審不開庭，僅通過閱卷，那么它成了既是二審，又是死刑復核程序。過去的死刑復核與二審就是合二為一。在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后，這個問題引起了廣泛關注，大家發現，二審的程序如此簡單，那么，一審中出現的問題，很順利地越過二審，直接留給最高人民法院，使其承受巨大壓力。況且，最高人民法院主要也是通過閱卷來復核死刑，這樣又能發現多少問題呢？我認為，這便是最高法院讓二審法院開庭的初衷，讓它起到把關作用。這也是“剝離死刑案件的復核程序與二審程序的一種現實選擇”。

　　最高人民法院說法程序保障預防錯案

　　對于死刑二審案件為什么要全部開庭審理，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自己的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有關負責人說，公開審判是我國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開庭審理是貫徹這一原則的重要制度保證。當然，人民法院對事實清楚的上訴案件不開庭審理也不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但是，死刑是剝奪犯罪分子生命的最嚴厲的刑罰，人民法院適用死刑，必須慎之又慎，絕對不允許出錯。對于人命關天的死刑案件，必須適用極為嚴格、審慎的審理程序。開庭審理是確保辦案質量，防止發生錯判的重要程序保障。

　　“這一改革意義深遠，有了這個開頭，就會有無期、有期徒刑的二審案件的開庭，從而將法律落到實處。開庭，調動了控辯雙方的積極性，使他們投入到法庭審理的活動中，從而保證了案件審理的質量。”陳衛東樂觀地表示。

　　變革順理成章過程并不簡單

　　“這一話題的確是我和同事們最近議論的熱點。”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位法官坦陳，但他同時表示，“實際的工作不像書面上一兩句話那樣簡單”。

　　據這位法官介紹，最高人民法院去年發布了《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提出了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審程序審理的死刑案件均應當開庭審理的目標和要求。

　　去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出《關于進一步做好死刑第二審案件開庭審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自2006年1月1日起，對案件重要事實和證據問題提出上訴的死刑第二審案件，一律開庭審理，并積極創造條件，在2006年下半年對所有死刑第二審案件實行開庭審理。

　　在1月5日召開的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把對所有死刑第二審案件實行開庭審理作為今年法院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加以部署。

　　今年2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在鄭州舉行死刑二審開庭審理工作座談會，邀請10個案件較多的省高級法院一起分析形勢，研究問題。

　　今年“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法院積極向人大代表宣傳死刑二審開庭的重要意義，爭取代表們的理解和支持。

　　今年3月起，最高法院主管刑事工作的院領導分頭到部分省高院指導檢查工作，并就死刑二審開庭與省(自治區)委領導交換意見。

　　死刑二審案件全部實行開庭審理，使案件審理的工作量成倍增加。為此，最高人民法院與中編辦進行協商，決定從今年補充的編制中優先加以充實。#p#分頁標題#e#

　　到四五月份，絕大多數高級法院已對死刑二審案件進行開庭審理，并取得一些可貴的經驗。

　　主審法官談開庭審理和以往感覺截然不同

　　山西省的首次死刑二審案件公開審理，便具有相當的典型性。

　　5月16日，吳海賓殺人案二審在山西省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審理。與以往的司法程序不同，作為被判死刑的被告人吳海賓再次站上了被告席，再次接受法官審判。控辯雙方也再次進行了辯論。

　　吳海賓，山西省介休人，在老家開歌廳時與東北小姐王瑩(化名)相好，但遭家人反對。1996年他和王瑩一同來到太原謀生。1997年5月18日晚，吳海賓去歌廳找王瑩，但王瑩卻獨自先回了家。為此，兩人發生爭吵，吳海賓遂用匕首捅死對方，并捅傷上前質問的孫某。案發后，吳海賓曾潛逃7年之久。吳落網后，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這起案件時，合議庭認為有關證據和事實足以證明吳海賓故意殺人，在經過進一步查證后，2005年初，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吳海賓死刑。

　　而作為吳海賓殺人案件的審判長，仇拉鎖感觸頗深。他表示，“以往死刑二審可以說是‘閱卷’審理。死刑二審案件的開庭審理，使控辯雙方有了再次交鋒的機會，也使得被告人有了再次申辯的機會。”

　　作為參與審理此案的法官，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法官呂梅青也認為，在當日的開庭中，她“明顯體會到了一種和以往不一樣的感覺”。

　　經過法庭陳述、控辯雙方舉證后，庭審進入辯論程序。律師提供的相關證據和證詞，將矛頭直接指向吳的殺人動機上。

　　由于王瑩曾經為歌廳小姐，為此控辯雙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吳海賓的律師指出，王瑩從事歌廳小姐職業，她的行為對吳海賓犯罪負有一定責任。

　　公訴人提出，既然吳海賓本身就知道王瑩的職業是歌廳小姐，那么陪客人去唱歌屬于其工作范圍，而吳海賓在得知她繼續從事該行業與殺害王瑩的動機沒有直接關系，這并不能成為吳海賓殺人的借口。

　　參與審案的法官表示，以往死刑案件的審理中，很少直接面對死刑犯，見到的大多只是文字。但在今天的庭審中，死刑犯人有了陳述觀點的機會，強烈的求生欲望讓他充分表達了自己的理由，對于這些理由也由控訴方進行了答辯，所有這些都讓法官了解到了案件最全面的聲音。

　　吳海賓在最后陳述時說的話更是觸動了在場所有的人：“我是一個被判處極刑的罪犯，能有這么個辯護的機會，我非常感激，謝謝法官、檢察員……”

　　而在兩個月前，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劉瑞川和河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王其江，作為省“兩高”的一把手，在一起死刑二審案件中的出庭，更加引起人們的關注。

　　劉瑞川說：“以這樣的身份出庭，除了傳達我們防止冤錯案件的發生這一信息外，我還想起一個帶頭作用。畢竟隨著這一工作程序的改變，我們的訴訟力量顯得尤為緊張，每一個具有審判資格的省高法工作人員，今后都要為這一工作做好走上審判席的準備。”

　　二審開庭面臨困難不少如何應對各地自有高招

　　劉瑞川提到的“訴訟力量緊張”，并非虛辭。

　　“二審開庭的困難不少。”陳光中說，據他了解，被告人一般押在地級市看守所，還有一些死刑犯關押在縣級。二審開庭，押送被告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特別是對于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的地區，就很麻煩，有風險。

　　此外，相對于原來的書面審理，開庭審理要求更高，程序更復雜，工作量將成倍增加，審判力量調配、工作安排、交通工具保障等都是問題，法院面臨很大壓力。

　　最高人民法院負責人也坦陳，“這些困難和問題都直接影響到死刑第二審案件開庭審理工作的開展”。

　　而這些困難和問題，在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怎樣應對？

　　自接到通知之日起，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增補了46名審判人員和法警，并從各業務庭遴選出10名審判經驗豐富的優秀法官調入負責死刑案件二審的刑一庭，對所有刑事審判人員進行嚴格學習培訓。#p#分頁標題#e#

　　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為刑一、刑二庭增加18個編制，調整、增加了合議庭。并與省檢察院、省公安廳、省司法廳聯合出臺了《關于死刑第二審案件開庭審理若干問題的規定》，就檢察人員、辯護人、證人、鑒定人出庭，指定辯護、查閱案卷、犯人羈押等程序和工作進行了規范。

　　經過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努力爭取，山東省人事廳和山東省機構編制委員會已于近期同意山東高院增設一個刑事審判庭，增加30個編制。為避免死刑二審案件開庭流于形式，山東高院制定了《死刑二審案件庭前準備工作制度》、《死刑二審案件庭審程序及操作規程》等制度。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也從各基層、中級法院選調了10名優秀的刑事審判法官，專門辦理死刑案件二審。并為刑事審判人員專門配備了手提電腦，為刑事審判庭新購了6輛公務車，方便出差所用。省法院已向省委省政府作了專題匯報，爭取經費。

　　針對開庭審理工作各個環節可能出現的問題，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及時制作了死刑二審案件開庭審理工作流程圖，并擬定了閱卷通知書、延緩開庭通知書等七種二審開庭文書樣式，以彌補現有法律文書的不足。

　　如何審如何統一司法尺度諸多問題仍需進一步落實

　　死刑二審案件開庭審理是個大原則，但在庭審過程中，對死刑案件所涉及的所有犯罪、所有被告人、所有事實、證據和情節是否都要經過當庭審理呢？

　　肖揚在全國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死刑案件二審開庭應當圍繞第二審的功能展開，針對一審被判處死刑的被告人、適用死刑的犯罪和控辯雙方提出異議的事實、證據和情節以及提交的新證據進行當庭審理，突出重點，該通過庭審解決的問題，必須開庭解決。而對于其他問題，可以通過其他審理方式來解決。

　　“對一審判決書，法官在宣讀時可以適當壓縮，只宣讀判決認定的事實和判決的理由、結論等；審判長應主要圍繞上訴、抗訴理由及爭議的事實、證據問題主持庭審，提示、引導控辯雙方進行舉證、詢問和質證，不必涉及無爭議的事項；對共同犯罪案件中沒有提出上訴的原審被告人、特別是沒有判處死刑的被告人，控辯雙方在庭審前表示不需要進行訊問和質證的，可以不再一一傳喚出庭；另外，在舉證、質證之前，控辯雙方表示對第一審判決采納的證據沒有異議的，也可以僅就新的證據進行調查。”肖揚進一步說明道。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教授劉仁文認為，二審如何開庭這個問題解決后，仍有許多問題亟須進一步落實。例如，通知提到要保證有關的證人、鑒定人出庭，但當前刑事訴訟包括死刑案件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絕大多數證人、鑒定人不出庭，而是靠一紙無法對質的書面材料，這極大妨礙了庭審的深入。

　　與此同時，對證人、鑒定人的誤工費、交通住宿費等都要有相應的補償措施。

　　更為關鍵的是，如何健全法院之間、法院內部審判機構之間和審判組織之間法律適用的協調機制，統一司法尺度，統一法律適用標準，保證統一、公平、公正準確地適用法律？如何實現從書面審到開庭審的轉化中，更加公正、更加高效？如何在重點審與全面審之間找好平衡？這些都有待于法院在實踐中勇于探索，積極完善。本網通訊員 黃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