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不服拍賣合同無效上訴案代理詞

代理詞

審判長、審判員、代理審判員：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58條的規定，福建秉峰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上訴人的委托，指派所執業律師林禮國作為其與被上訴人拍賣合同糾紛上訴一案的代理人。

由于庭前已就本案遺漏必要當事人問題向合議庭提出專項法律意見，下面本代理人僅就上訴審主要焦點問題涉案房地產拍賣合同的效力性問題提出自己的代理意見，提請法庭予以重視并采納。

本代理人認為本案拍賣合同合法有效，并不具有無效性。

基于對交易安全的考慮，法律上對合同無效的判定是一件非常嚴肅和慎重的事情，也即只有依據法律的明確規定才能判定合同無效。而關于合同無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條明確規定，具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以欺詐、脅迫手段訂立，（二）惡意串通的，（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對照法條，以下予以詳細闡述。

（一）、關于欺詐、脅迫

本案涉案合同簽訂前黃**個人參加拍賣的行為能否代表上訴人公司這個爭議問題可以暫且撇開不提，但涉案合同的簽訂畢竟以專業有資質的拍賣公司主持的拍賣活動為前提，卻是不可否認的。在這整個圍繞訟爭房地產展開的拍賣過程中，從最初的被上訴人向行業主管請示拍賣處理，到行業主管批復同意，到組織全體職工簽字表決，到拍賣公告正式競拍及拍賣過程政府權力部門的監督，到最后的確認拍賣成交，任何一個環節都是在陽光底下運行，體現的也都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所以說以這個過程為基礎并體現這個過程內容的買受合同是不具有欺詐情節，更不可能脅迫的。

當然說到欺詐，本代理人也注意到被上訴人反復強調的以下兩點：一合同是黃**一手擬訂，他們只是看讀了一遍即簽字；二合同是黃**個人先簽的字，然后在他們蓋章之后**公司才蓋的章。被上訴人這么說用意很明顯，就是他們是被欺騙才簽的涉案合同。可這樣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這樣的說法根本與理不通難以成立。

其一，被上訴人不是一個自然人個體，它是一個有限公司，公司有法人代表、有董事長、有職工代表、還有一個法律顧問，除非這群人都是文盲，否則是不可能不參與合同內容的擬訂，不清楚合同內容是否與拍賣確認成交書相符，合同的相對方究竟是黃**個人還是**公司的。

其二，假設真如被上訴人所說黃**確實是先簽名最后才蓋上**公司公章的，但只要我們注意到涉案合同的頁首標明的買受方是“**公司”，我們就不應該認為這個蓋章的順序問題有欺詐的嫌疑。事實上，從合同履行過程中，被上訴人幾次三番因安全問題通知上訴人處理訟爭房地產的函件中“黃**總經理”抬頭稱呼上看，其自始至終都是明知買受人為**公司的。

（二）關于惡意串通

本案除了已到案的雙方當事人，涉案的還有黃**這個人和拍賣行有限公司，站在被上訴人角度要說對方惡意串通只能是黃**與**公司或拍賣行與**公司（黃**），可黃**當時是**公司的獨立投資人兼法人代表，**公司當時參與拍賣的也就只有黃**一個人，自己與自己串通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至于拍賣行與**公司（黃**）串通的事情，本代理人認為也不可能存在，因為如果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那被上訴人毀約后的第二次拍賣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傻到再找陽光公司來主持的。

當然說到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利益，本代理人同樣注意到原審判決的以下表述“被告與原告簽訂的《房屋所有權與土地使用權買賣合同》對于付款方式（除定金外的購房款）作了變更，這顯然對其他招標人不公平，損害了其他人的利益”。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變更”讓原審判決足以作出這樣的認定呢？我們不妨先來看看它們各自原先都是如何約定的：

首先，我們看拍賣前的《拍賣會特別約定》，關于付款方式其第五條約定“余款在2008年12月底拍賣標的清場結束后付清”；

其次，我們看拍賣中的《拍賣成交確認書》，關于付款方式其第2條約定“余額在12月底內付清”；

最后，我們看拍賣后的《房屋所有權與土地使用權買賣合同》，關于付款方式其第四條約定“余款乙方于2008年12月31日前轉入”，其第五條進一步明確“若在2008年12月20日前，甲方仍未完成現有住戶搬遷工作，乙方有權拒付購房余款，直至住戶全部搬出宿舍，騰出房產之日起十日內方才支付”。

下面我們來作一對比分析：誠然關于付款方式買受合同對比成交確認書是明確了一個付款前提，可這一“全部搬出才付款”的約定與，《拍賣會特別約定》“清場結束才付清余款”的預設要求卻是完全的吻合，它體現了對等買賣公平交易，且與成交前其他競拍人已知的約定并無沖突，如何就損害了他人的利益？難道說非要買受人不計較標的物的交付與否無條件付款才是公平？事實上成交確認書也沒有無條件付款的意思表示，其只是寫得比較籠統一些。

另外，必須注意到所謂《拍賣成交確認書》，根據《拍賣法》只是拍賣人站在合同居間的角度以書面的形式對拍賣成交的一些基本情況予以載明且通知買受人，其所載明的內容雖然對拍賣標的物買賣合同內容的擬訂有約束力，但針對拍賣物買賣的具體細節約定則有待買賣雙方當事人自行商訂。譬如本案關于付款方式成交確認書的約定過于籠統，買賣雙方就有必要在公平協商的基礎上予以明確和完善。

所以，不要說前述原審法院的這種所謂“變更付款方式”只是買受合同較之成交確認書“強調了”付款前提，而非法律意義上真正的“變更”，即便就是變更了付款方式，而且這種付款方式也未違背拍賣之前的預先設定，也是合法有據能夠產生法律效力的。原審法院以此為合同無效的判決理由之一，絕對是雞蛋里挑骨頭，為判而判。

（三）關于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本案圍繞訟爭房地產展開的一系列活動，終極目標是盤活集體企業現有資產，為企業改制職工安置提供資金保障，目的正當合法，并無此類合同無效情形。

（四）關于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本案訟爭房地產為集體企業財產，嚴格定義只是事涉被上訴人269名在冊員工的切身利益，但我們愿意認為其事涉社會公共利益。即便如此，就交易前前后后全過程的諸多事件來看，本代理人也不認為涉案合同的簽訂損害了這200多號員工的社會公共利益。理由如下：

第一， ? ?以拍賣方式處理集體財產有請示、有批復。

訟爭房地產屬被上訴人企業集體所有，面對企業關停職工下崗的窘境，為解決企業改制職工安置的現實問題，被上訴人企業前后兩次向上級主管提出正式的書面申請文件，請求準許以拍賣的方式處理企業現有資產。很快，這項請求得到了上級主管的確認，被上訴人上級行業主管建甌市經濟貿易局或以專門行文、或以在報告上直接答復的形式批復同意了被上訴人的拍賣請求。政府主管部門除提出明確的拍賣處理指導性意見外，還派員現場監督競拍，并對拍賣所得設立專門賬戶予以監管。

所以說涉案交易經由政府批準。

第二，投入拍賣和拍賣底價的確定經職工集體表決。

即使因為企業關停日久、職工分散難以集中召開職工大會，本著對職工集體利益認真負責的態度，被上訴人就拍賣處理集體財產的動議和拍賣底價的確定，仍舊采取了書面簽字表決的方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次職工表決通過的拍賣底價定價過高流拍后，還進行了與本案有關的第二次集體表決，這次表決持同意票的職工占到了職工總數的60.88%，體現了絕大多數職工的意志。

所以說涉案交易取得職工同意。

第三，拍賣由資質企業主持并由權力部門監督。

經過以上兩個流程后，被上訴人將訟爭房地產委托交由建甌市拍賣行組織向社會拍賣，這是一個專業的有資質的拍賣企業，在其主持下拍賣公告、拍賣師的選定、競拍人的參與、拍賣保證金的繳交、實際的競拍、拍賣成交、成交后的簽約均按照法定程序進行。尤其是政府的拍賣企業主管建甌市工商局、委托拍賣人的行業主管建甌市經濟貿易局還分別派員親臨拍賣現場監督。

所以說涉案交易滿足法定要求。

第四，買賣合同的簽訂有履行必要的程序。

在剔除前面述及的被上訴人謊稱的其未參與合同起草、合同是上訴人擅自蓋上公章等因素后，我們應該回歸合同簽訂的本來過程，那就是合同關鍵性內容與《拍賣會特別約定》相符，與《拍賣成交確認書》無沖突，合同文本由上訴人起草、被上訴人法律顧問和負責人及職工代表審核、雙方修改議定，最后由雙方法定代表人簽字和蓋上企業公章，并有企業九名職工代表附簽。

所以說涉案交易符合必要程序。

第五，買賣合同有正常履行的過程。

綜合雙方當事人的陳述，我們不難發現買賣合同簽訂后即進入了實際的履行階段，這其中既有雙方會同現場處理宿舍住戶搬遷的問題，也有關于后期付款變更的商討，更有上訴人進場接收拆除危舊廠房辦公樓排除安全隱患，以及實際占有使用配電房等過程，應該說如果被上訴人能站在大多數職工的利益角度積極做少數拒絕搬遷住戶的工作，如果上訴人能預料到住戶強制搬遷的難度不堅持一定要等到全體住戶搬遷完畢后再付款，涉案合同項下內容中的絕大部分今天早已經是履行完畢。

所以說涉案交易已然部分履行。

可見，從以上交易全過程的五個階段來看，本案交易的所有過程均是在陽光下依法依規依序運行并充分體現了政府和各方當事人的意志，對涉案200多號職工的所謂公共利益并不造成絲毫的損害。

（五）、關于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本案系因處置集體財產競拍人與簽約人不一而起的拍賣合同糾紛，這一合同有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規定的問題，歸納起來就是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公司獨立投資人兼法人代表可否以個人名義競拍轉以公司名義購買，二是非經拍賣程序可否買賣集體財產。

關于第一個問題，本案盡管表面上參與涉案訟爭房地產競拍的是黃**這個人，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所以會發生這樣的情況，一是黃**并不是專業的法律人士，其認為既然公司都是自己一個人的了，以個人名義和以公司名義完全就是一回事，自己個人完全有資格代表公司；二是從事實上講黃**除了自然人身份之外同時又確實是上訴人前身的獨立投資人兼法人代表，從表見代理的角度其行為并非完全與上訴人無關。本代理人認為，說到底黃**認識對錯與否，黃**行為能否代表公司，這些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國家的法律和行政法規是否有這方面的強制性規定，即：哪怕你是公司的獨立投資人兼法人代表，哪怕對方當事人認可了你的代理公司行為，只要你是以個人名義參與競拍，就視為你的公司沒有參加拍賣，以公司名義簽訂的買受合同就必然歸于無效。可是，本代理人查閱了可能收集到的所有與拍賣有關的法律、行政法規以及相關案例，卻都沒有能夠查實到這方面的規定。可見，本案原審法院以“對于涉案標的，參加拍賣并最終簽訂拍賣成交確認書的均是黃**，作為原告無權與被告簽訂《房屋所有權以土地使用權買賣合同》”為由，認定涉案買受合同無效，根本就是缺乏法律依據。

其實也正是因為如此，原審判決才會出現以下如此自相矛盾的判決：先是認定黃**與**公司系屬兩個完全獨立的民事主體，判決合同無效；后又認定黃**系以**公司名義交款，判決涉案黃**所繳款項返歸**公司。

關于第二個問題，我們姑且把本案簽訂買受合同的行為與前面的拍賣活動完全的割斷開來，也就是設想上訴人是沒有經過拍賣程序即直接與被上訴人簽訂了訟爭房地產的買賣合同。在這種情況下，這一合同如果要歸于無效的話，那就要看法律和行政法規上是否有集體財產非經拍賣程序不得買賣的強制性規定，如果沒有，那么涉案的買受合同既有雙方當事人的法人代表簽名、又有企業公章、更有出賣企業9名職工代表附屬簽名確認，標的物的買受價又高于全體職工表決通過的最低轉讓價，合同簽訂后又進入了實際的履行階段，就應該具有法律效力。同樣是查閱了可能收集到的所有與集體財產處置有關的法律、行政法規以及相關案例，本代理人并沒有能夠查實到這方面的規定。可見，即便撇開拍賣程序單獨就涉案合同的簽訂來判斷，涉案合同也不在法律規定的歸于無效之列。

不過，談到這個問題，本代理人更樂意認為是黃**將訟爭房地產的買受權利經同意讓渡給了**公司。

綜上五點論述，本代理人認為涉案拍賣合同的簽訂符合法定程序并充分體現當事人的真實意思，主體內容上也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情形，沒有損害國家、集體、他人利益，是為合法有效。原審判決認定其無效是既無事實依據，更少法律依據，綜合考查原審法院無視舉證期內提出反訴的反訴規則和主張合同無效兩年的訴訟時效的舉動，不得不令人懷疑原審法院有懾于群體事件先入為主為判而判的嫌疑。據此，本代理人懇請上訴審法院予以查明糾正，撤銷原審錯誤判決，并以程序上遺漏必在當事人為由，將本案發回重審。

上訴方代理人：林禮國

2013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