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刑罰應予以完善

[內容摘要]本文從巨額財產來源、巨額財產持有人主觀過錯及司法效果三個方面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刑罰部分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本罪刑罰太輕，應予完善，并就完善方向談了看法。

　　[關鍵詞]完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刑罰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本人又不能說明其來源合法的行為。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規定，1997年刑法修正時吸收了該規定，同時將原規定中“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單處沒收財產的差額部分。”改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財產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化解了本條款與刑法第五十九條、六十四條規定內容的矛盾。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規定》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適用刑法分則規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見》都將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罪名確定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根本上解決了對該罪名表述混亂的問題。盡管如此，本規定不盡人意的地方仍然頗多，尤其是“刑罰太輕”的問題。本文筆者試就這個問題作些粗淺的探討。

　　一、從巨額財產來源分析，“刑罰太輕”有悖罪刑一致原則。

　　客觀方面，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主要特點就是來源不明。大家知道，一般情況下，財產來源有三種：一是合法收入，二是非法收入，三是犯罪所得。筆者認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中差額財產來源是通過犯罪所得的，理由是：

　　（一）合法收入、非法收入不是“來源不明財產”的組成部分。合法收入是指國家工作人員的工資、獎金、津貼以及其他依照國家規定取得的報酬。包括①工資、獎金、津貼和福利收入；②依法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收益；③購買股份，股票所得的紅利；④繼承遺產，接受遺贈、饋贈獲得的財物；⑤基于所有權和使用權取得的孳息；⑥彩票中獎以及其它經過合法途徑所取得的財物或報酬。這些收入，基本上是有據可查的，同時也是受我國法律所保護的。所以財產持有人主觀上愿意說明其財產的合法來源，客觀上也能夠說明。

　　非法收入在這里是指國家工作人員通過實施不受法律保護、又不為刑法所禁止的行為，取得的那部分性質介于合法收入和犯罪所得之間的財產。實踐中，象具有一定身份的國家工作人員或其親屬在特定的期間或地域從事經營活動是黨紀、政紀所禁止的，但刑法對此卻沒有明確的禁止規定，如果通過這種方法所取得的財產就是非法收入。對非法收入的處理，一般有兩種方式，一是由有管轄權限的職能部門根據政策性文件和行政法規的規定將非法收入予以沒收；二是由紀檢、監察部門依照黨紀、政紀處分條例對行為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如果持有人因拒不說明財產來源而觸犯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而構成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那么他刑事上要受到刑罰制裁，經濟上財產差額部分要被追繳，行政上要受到黨紀政紀處分。通常情況下，任何人都會選擇前者，即講清財產來源。

　　所以，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中可以剔除合法收入、非法收入這兩部分。

　　（二）“來源不明財產”推定是通過貪污賄賂所謀取。通過（一）部分的闡述，財產持有人持有的來源不明巨額財產一般是通過犯罪行為謀取的。有人進一步將巨額財產的來源介定為貪污、受賄犯罪所得。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縱觀我國刑法分則的規定，以謀取非法利益為犯罪目的的犯罪分別集中在刑法分則第二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五章侵犯財產罪、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和第八章貪污賄賂罪這四章中。所以，不能排除國家工作人員通過非職務行為，實施第二章、第五章和第六章規定的犯罪行為非法謀取利益的情況。但縱觀近幾年來的司法實踐，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都是隨附于貪污、受賄罪而適用，且刑事立法將它們同時規定在分則第八章，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作為懲治貪污、賄賂罪的補救工具。因而，我們只能推定而不是介定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是通過貪污、受賄犯罪而取得的。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三百八十六條和三百九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一方面貪污（受賄）罪的立案標準是五千元（特殊情況下是四千元），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立案標準是三十萬元。另一方面，犯貪污（受賄）罪，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不管涉嫌犯罪金額多大，都只能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財產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兩種犯罪都是以涉案金額作為主要量刑依據，且犯罪金額的來源推定相同，但前者的立案標準遠遠低于后者，而刑罰卻遠遠高于后者，明顯與我國刑法第五條規定的“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原則相違背。

　　二、從財產持有人的主觀過錯分析，“刑罰太輕”違背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

　　犯罪主觀方面是指犯罪主體對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結果所抱的心理態度。其過錯形式表現為犯罪的故意和過失兩種。犯罪主觀方面的故意和過失，反映了犯罪主體主觀惡性的不同，直接影響著犯罪社會危害性的大小，因而我國刑法對故意犯罪和過失犯罪規定了輕重懸殊的刑罰。象“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與“過失致人死亡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是這一精神的具體體現.

　巨額來源財產不明罪的主體不但主觀上具有故意，而且客觀上具有酌定從重情節。

　　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一款規定中“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是指國家工作人員不能說明其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財產的來源的合法性。它既包括本人能夠說明而拒不向行使偵查權的司法機關說明，也包括本人明知財產真實來源而故意作虛假說明，即該說明在事實上根本不存在。這兩種心態，不管行為人主觀上是何種動機，都集中表現為“行為人拒不說明”，不履行自己的“說明”義務，希望司法機關不能查清其財產真正來源。說明其主觀上是故意，并且是直接故意。

　　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對自己的收入來源、持有財產數額或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情況是清楚的。可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并不是行為人自己真的“不明”，而是由其斂財時具有的非法占有的目的而產生的主觀上不愿意說明的心態所支配而表現出來的“拒不說明”。根據刑訴法第九十三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本罪中，犯罪嫌疑人不履行法定的義務，拒不說明財產來源，使司法機關無法按其財產的真實來源進行定罪量刑 ，最后只能按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一款處罰。其抗拒行為一方面延長了辦案時間，增加了辦案成本，另一方面使罰不當罪。

　　我國刑法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罰規定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使我們在懲治貪污賄賂犯罪中處于一個尷尬的局面：認罪態度好，如實交代非法財產來源的，將按其行為性質定罪量刑，得到較重的處罰；抗拒偵查，拒不交代自己財產差額部分來源的則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定罪科刑 ，受到較輕的處罰。這與我國幾十年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刑事司法政策是背道而馳的。

　　三、從司法效果分析，“刑罰太輕”難以實現立法目的。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在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一些國家工作人員財產或支出明顯超過其合法收入，可能是貪污、受賄所得，但因無法查清其真正的來源，致使一批貪官逍遙法外，得不到應有的處罰，社會負面影響極大。在這種情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88年1月21日通過了《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制定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使司法機關有了懲治那些逍遙法外的犯罪分子的法律依據。可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因補救反貪污賄賂工作的不足產生的。經過十幾年來的司法實踐證明，它難以實現立法的意圖。

　　（一）本罪的依附性太強。近些年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頻頻發生，并且主要出現在那些長期擔任黨、政要職的領導干部貪污、受賄犯罪案件中，幾乎都是和貪污案、受賄案相伴出現，使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成了貪污罪、受賄罪的隨附罪名，難以承擔其對懲治貪污（受賄）犯罪工作中存在的缺陷的補救責任。

　　（二）懲治力度不夠。隨著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的增多，涉案金額的不斷攀升，案值幾十萬元、幾百萬元的案件已屢見不鮮，更有甚者超過千萬元。象二十世紀末查處的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達一百六十余萬元；本世紀初查處的原安徽省阜陽市市長肖作新夫婦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中，肖某夫婦倆持有的不能說明來源的財產竟高達二千余萬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個案的增多，案值的膨脹，一方面說明了司法機關反腐力度的軟弱，另一方面是因為對本罪處罰得太輕，刑罰太輕大大降低了犯罪分子的犯罪成本，使本罪變成了一些腐敗分子為了規避嚴厲制裁的“緩沖地，保護傘”。如果讓犯罪成本增加，使本罪的刑罰幅度與貪污（受賄）罪相當，那么罪犯在選擇認罪態度方面會有根本的改變，進而可以有效地遏制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的發案頻率和案值的攀升。

　　為了實現立法意圖，在堅持刑法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應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刑罰部分予以完善。筆者認為，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刑罰的完善可以借鑒我國關于貪污（受賄）罪立法的經驗。一是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刑罰的上限上調，使之與貪污（受賄）罪刑罰的上限持平，以保證立法意圖的實現；二是按照涉案金額的數量，結合其它情節，實行多檔次量刑，做到罰當其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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