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東行初字第8號
原告趙秀,女,1969年11月27日生,漢族,廣饒縣稻莊鎮段河三村村民,住該村。
委托代理人徐傳義(系原告丈夫),男,1964年11月28日生,漢族,現住廣饒縣稻莊鎮段河三村。
委托代理人鐘海,山東廣勝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廣饒縣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徐春福,縣長。
委托代理人陳紹信,山東廣勝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廣饒縣稻莊鎮段河三村村民委員會。
法定代表人徐東喜,村主任。
第三人徐學德,男,1949年1月13日生,漢族,廣饒縣稻莊鎮段河三村村民,現住該村。
第三人徐保建(系徐學德之子),男,1973年9月14日生,漢族,廣饒縣稻莊鎮段河三村村民,現住該村。
原告趙秀認為兩被告給徐學德、徐保建發放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侵犯其合法權益,而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受理后,于2004年4月8日依法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徐傳義、鐘海,被告廣饒縣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陳紹信,第三人徐保建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趙秀訴稱,1998年秋,原告將3.3畝土地交給徐學德耕種,雙方商定隨要隨給。2003年9月,原告要求收回自己承包的土地時,得知兩被告于1999年1月27日將原告擁有使用權的3.3畝土地確權給徐學德,并發放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原告以兩被告發證行為違法為由,于2003年10月21日向法院提起訴訟,在(2003)東行初字第16號案件審理過程中,原告得知徐學德與其子徐保建分家后土地共同耕種,2002年農村稅費改革時,兩被告重新為徐學德、徐保建在1999年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的基礎上分別發放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現徐學德、徐保建以被告已確權為由,拒不將原告的3.3畝土地返還,并給原告造成經濟損失3070.32元,均是兩被告違法造成的。原告請求:1、依法判決撤銷兩被告給村民徐學德、徐保建發放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2、依法判令兩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3070.32元;3、訴訟費由被告負擔。
被告廣饒縣人民政府(以下簡稱“縣政府”)答辯稱,一、本案不屬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因土地承包合同引起的糾紛案件應按民事案件受理,原告趙秀提起行政訴訟于法無據。二、原告趙秀不具備本案原告資格。趙秀既非本案發證行為的相對人,也與徐學德、徐保建發放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沒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故趙秀不具備原告資格。三、縣政府不是適格的被告。縣政府不是農業承包合同的主管部門,也非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的發放主體,因此,縣政府并非適格被告。四、縣政府于2002年發放給徐學德、徐保建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是在1999年證的基礎上進行的,而1999年證的發放是合法的,現趙秀單獨對2002年證提起訴訟,缺乏依據。五、趙秀的起訴已超過起訴期限,應予以駁回。對于原告趙秀要求賠償損失,缺乏依據,應不予支持。
第三人徐保建答辯稱,兩被告給兩第三人發放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與原告無關,其發放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是正確的。
庭審中,被告縣政府向法庭提交以下證據:
1、中辦發[1997]16號中共中央辦公廳文件。
2、魯辦發[1998]1號中共山東省委辦公廳文件。
3、東辦發[1997]34號中共東營市委辦公室文件。
4、廣辦發[1998]39號中共廣饒縣委辦公室文件。
5、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
6、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
7、國務院辦公廳關于2001年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
8、東營市農村稅費改革實施方案;
9、廣饒縣農村稅費改革實施方案;
以上第1-9號證據,證明2002年被告發放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是貫徹中央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行為,被告發證行為不屬于具體行政行為,屬于貫徹中央政策的行為,故法院不宜進行審查,且本案屬于民事爭議,不屬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
10、1999年1月徐學德與被告廣饒縣稻莊鎮段河三村村民委員會(下稱“段三村”)簽定的農村集體土地承包合同書;
11、1999年1月27日段三村土地歸戶明細表;
12、2001年4月段三村土地狀況核實登記表;
13、2002年5月段三村農業稅收入花名冊;
14、段三村2002年農業稅收清冊;
以上10-14號證據,證明2002年根據上級稅費改革的要求,被告為兩第三人發放了2002年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即2002年發證是在1999年證的基礎上發放的,故自1999年開始計算,原告起訴已超過起訴期限。
原告對被告縣政府提交的證據有異議:
第1-3號、10號證據,該證據均為復印件,應不予認可;且1-3號證據均屬規范性文件,具有法律約束力,被告依據該文件所作出的行為是具體行政行為,法院有權審查該行為。原告是在(2003)東行初字第16號案件中才知道2002年被告發證行為的。因此,原告起訴未超過起訴期限;第4號證據,該證據是被告自己頒發制訂的,不具有約束力,應不予認可;第5-9號證據與本案無關。
同時,原告趙秀向法庭提交以下證據:
1、廣饒縣段三村的證明。
2、法庭于2004年1月對段三村主任徐東喜的詢問筆錄。
3、(2003)東行初字第16號行政判決書。
4、2002年廣饒縣主要農產品產量統計表。
以上第1-3號證據,證明兩被告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所依據的事實是違法的,且由于兩被告錯誤的發證行為致使原告在2003年沒有收入,原告損失3070.32元,應由兩被告予以賠償。
被告縣政府發表質證意見:兩被告于1999年為第三人發放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是建立在承包合同的基礎上,而2002年發放的證,又是建立在1999年證的基礎上發放的。故兩被告依據1999年與第三人簽定的合同,在2002年可以為兩第三人發證,沒有必要重新簽定合同,也就說兩被告于1999年和2002年為兩第三人發放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是正確的。原告主張的損失是一種期待利益,故對其主張應不予支持。
第三人徐保建未提交證據,對原、被告提交的證據及發表的意見均無異議。
本案經過舉證、質證、辯論,合議庭對雙方當事人提交的事實證據作如下認定,對原告提供的1、2號證據,能夠認定所爭議的3.3畝土地在1998年時其使用權歸原告所有,且真實合法,認定為有效證據;對原告提交的第3號證據為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書,為有效證據;原告提供的第4號證據,不能證明原告的直接損失,對其效力,不予認定。對被告提交的10、11、12號證據,僅能證明第三人在1999年時的土地面積,但不能證明被告為第三人發放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法定理由,也不能證明該證中是否包括原告的土地面積,該證據與本案不具有關聯性,對其效力,不予認定;對被告提交的13、14號證據,與本案無關。
以上有效證據能夠確認以下事實:
因原告隨其在外地工作的丈夫共同生活,1998年秋,原告將自己承包的3.3畝土地暫交給第三人徐學德耕種。在原告不知情的情況下,1999年1月27日,段三村與第三人徐學德簽定了農村集體土地承包合同書,將原告的3.3畝土地訂入該合同中,并為其發放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2001年第三人徐學德與其子徐保建分家后其土地共同耕種。2002年農村稅費改革時,被告依據1999年與第三人徐學德簽定的農村集體土地承包合同書,分別為第三人徐學德、徐保建換發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2003年9月,原告得知兩被告為第三人發放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于2004年2月4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認為,原告于2003年9月在(2003)東行初字第16號案件審理中,得知兩被告在2002年農村稅費改革時,已分別為兩第三人發放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雖縣政府主張原告起訴已超過起訴期限,但未提供相應的證據予以證明,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四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二的規定,對縣政府的該主張,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兩被告于1999年1月27日將原告原耕種的3.3畝土地確權給第三人,并為其發放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有原告提供的被告段三村出具的證明及對段三村主任徐東喜的調查筆錄予以證明,對此,原告有權提起行政訴訟。
兩被告于1999年1月27日為第三人徐學德發放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在2002年農村稅費改革時,兩被告依據1999年與第三人徐學德簽定的農村集體土地承包合同,于2002年分別為第三人徐學德、徐保建換發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也就是說,被告在1999年與第三人徐學德簽定的農村集體土地承包合同中包括了原告趙秀的3.3畝土地,對此段三村是認可的,但段三村仍與第三人徐學德簽定了農村集體土地承包合同。故段三村與第三人徐學德簽定的農村集體土地承包合同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權益,兩被告依據該合同于2002年為第三人徐學德、徐保建換發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也是錯誤的。故原告請求撤銷兩被告為第三人發放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依法應予支持。
本案原告在1998年自愿將其耕種的土地交給第三人徐學德耕種,且原告對其損失未提供相應的證據,故對原告請求賠償其損失3070.32元,應不予支持。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六條第(四)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兩被告于2002年為第三人徐學德、徐保建發放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
二、駁回原告趙秀要求賠償的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五十元,由被告縣政府、被告段三村各負擔二十五元。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 焦 偉
審 判 員 侯麗萍
代理審判員 張曉麗
二00四年五月十日
書 記 員 邵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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