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20日，同一人民公社的襄陽大隊七隊（甲方）和利辛大隊五隊（乙方）簽訂了《山林交換協議》。協議內容如下：“1。為便于山林經營和土地管理，乙方同意將甲方的原始山林（杉木）轉讓給甲方經營管理。甲方同意將甲方的原始山林（杉木）轉讓給乙方經營管理；3、交換后，雙方負責經營和耕作，協議不得隨意變更。4交易結束后，各方應始終負責行業管理，但如有其他爭議，應由原一方負責解決。”。協議書由甲乙雙方有關人員和公社駐村干部簽字，雙方生產隊、班組蓋章。以后，甲、乙雙方應按協議約定種植、經營交換林地。2010年8月，雙方申請變更林地經營權變更登記，取得新的林權證。2011年，因白毛棗山農場采伐杉木，乙方與同一行政村另一村民小組發生林地邊界糾紛。鎮政府還沒有解決糾紛。因此，乙方以甲方為被告，認為甲方未履行《森林交易協議》第四條規定的義務，構成違約，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終止《森林交易協議》。對本案的審理有三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本案不屬于民事糾紛，因變更林地已辦理經營權變更登記。現原告欲對變更后的協議進行違約，必須重新確認權利，變更登記，并告知其向有關行政部門申請解決。第二種意見：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理由是交換協議已經履行，林地經營權已經變更登記，交換協議已經終止。協議終止的法律后果是將來協議關系消滅，不產生溯及力和恢復原狀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告的訴訟沒有證據支持。

第三種意見：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但理由是山林交易所協議屬于履行期，協議的權利義務未終止。協議第四條“以后如有其他爭議，由原當事人負責解決”的內容是違法的。被告不構成違約，原告違約理由不足，主張不予支持。同意第三種意見的理由如下：

1。農村承包林地交換，是指林地承包人之間為方便種植或者經營，交換承包林地及其相應的承包經營權的民事法律行為。農村林地承包人之間交換林地的現象比較普遍。這起案件發生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8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開放才剛剛開始。農村土地正處于由“三級所有制、團隊制”所有制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過渡時期。為了便于華山林地的管理，有利于林農的生產，經主管人民公社同意，兩個生產隊向各自承包人備案，雙方協商自愿交換承包林地及其經營權，是雙方真實意圖的體現。他們的行為也順應了當時農村土地改革和發展的方向。雖然它們不是在同一個集體經濟組織中交換的，但當時農村土地流轉還處于初級階段，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土地流轉不規范，協議合法有效，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二是被告的行為不構成違約。本案原告認為，被告未履行《山林交換協議》第四條“以后如有其他糾紛，由原當事人負責解決”的約定，屬于違約。但是，如果與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相比較，仔細分析案情，就不難確認原告的指控是站不住腳的。一是林業部令第十號《森林、林地權屬爭議處理辦法》第四條規定：“森林權屬爭議由各級人民政府依法處理。林業部、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或者人民政府設立的林權糾紛解決機構，按照各自的管理權限，負責處理林權糾紛的具體工作。”林權糾紛包括森林、林地所有權或使用權糾紛。《山林交換協定》第四條“以后發生其他糾紛，由原當事人負責解決”的規定，顯然與這一規定相抵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無效；二是2010年8月，雙方對變更后的林地經營權進行了變更登記，各自領取了新的林權證。現原告與其他集體組織就林地邊界發生糾紛。從林權證登記的所有人和爭議林地的實際使用管理情況來看，被告不是爭議的當事人，沒有“處理和解決爭議”的責任和義務；三是，被告在解決糾紛方面做了大量的協助，但未能達到糾紛解決的實際效果。然而，被告卻千方百計指責被告不“負責解決”糾紛，這幾乎是不合理的。三是原告的訴訟請求沒有法律依據。《山林置換協議》第四條“山林置換后，由各方共同管理”的內容應屬于《林地置換期限協議》，即置換期限為永久性。但是，永久交換協議的效力直接對抗主合同，即授予合同，超出法定林地合同期限的交換無效。中發[2001]18號文件《中共中央關于農民承包土地使用權流轉的通知》規定，土地流轉期限不得超過農民承包土地剩余期限。交換是土地流轉的一種方式，根據中央文件的規定，林地的交換期限不得超過農民承包林地的剩余承包期限。我國《土地承包法》和《物權法》規定，耕地的土地承包期為30年，草地的土地承包期為30-50年，林地的土地承包期為30-70年，這意味著本案原告和被告之間的林地流轉可以達到70年。雖然原告和被告都登記了林地經營權的變更，但變更登記只產生了對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后果，而不是協議權利義務的終止。因此，原告要求終止協議沒有充分的理由和證據支持。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適用法律的解釋》第一條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規定》第二條，原告的要求被駁回。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