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0日上午，浙江省28名男女因公司倒閉未獲得賠償款而試圖采取極端方式來解決與公司的經濟糾紛。事實上，近年來，類似的“討薪秀”在全國各地多有發生。然而討薪不能走極端，討薪還應靠法律手段來維權。

事件發生經過：

2015年8月10日上午，嘉興市嘉善縣經濟開發區某電子科技公司樓頂的邊緣，28名男女試圖采取極端方式來解決與公司的經濟糾紛。

在得知這一消息后，嘉善當地公安、消防、勞動部門工作人員迅速出動抵達現場。

消防人員在現場鋪設好氣墊以防萬一，同時公安部門和勞動部門工作人員試圖與樓頂的工人對話，緩和情緒。

經了解，這些人因公司倒閉未獲得賠償款而一時情緒激動，做出了欲跳樓的不理智行為。

最后，勞動部門工作人員和公司負責人出動，一起上前勸說這28名為討薪集體跳樓工人。于是，28人下樓，悲劇并沒有發生。

為何討薪者青睞“討薪秀”？

近年來，類似的“討薪秀”在全國各地多有發生，那么，為何討薪者青睞“討薪秀”?

從集體鬧事到自殺式威脅再至行為藝術式引人關注，討薪者可謂是絞盡腦汁，想盡一切法子來討回血汗錢，但結果卻并不盡如人意。

為何大家要繞開法律之路，“青睞”于極端化的“討薪秀”呢?

“誰愿意這樣做啊?都是被逼得沒辦法了!”江西籍務工人員王燕向記者坦言，起初她也不停地找單位協商，找勞動部門投訴，但總是被踢皮球，總是讓她再等等，但她家里還有小孩要上學，婆婆又生病臥床，需要一大筆醫療費，哪里等得起?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副教授高艷東表示，導致“討薪秀”頻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職能部門的不作為、救濟體制不完善，給務工人員留下了陰影。他們對行政機關的及時性、有效性、權威性持不信任態度。另一方面，討薪者屬于弱勢人群，耗不起時間，舍不得打官司的錢，法律意識又薄弱，合理維權的渠道少。

據了解，現實中，證據是務工者討薪難的死穴。解雇書面證明、考勤卡、工資單明細復印件諸如此類的證據，已經成為相關部門的案件受理依據。可絕大多數農民工沒有勞動合同，更別說其他證明。

高艷東介紹，雖然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審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如把“數額較大”明確為“拒不支付一名勞動者三個月以上的勞動報酬且數額在五千元至二萬元以上;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且數額累計在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

“標準明確是好事，但這并不能徹底解決討薪的實際問題。證據依然是令務工人員頭疼的問題，所以討薪者大多會繞開法律維權道路，選擇自認為最快最有效的途徑。”高艷東這樣告訴記者。

討薪不能走極端

在高艷東看來，從法律角度而言，“討薪秀”自然是不可取的，一來擾亂社會秩序，二來破壞生產活動，三來對自己及家人造成不利影響。

“‘討薪秀’有時候可以很快達到自己的訴求，但在很多情況下，會出現一些意外情況，比如‘擦槍走火’或發生更嚴重的暴力沖突。最后有可能身陷囹圄，討薪者應盡力去避免這樣的法律風險。”高艷東主張，討薪不能走極端，應當利用網絡資源，多跟政府部門展開對話，通過平和理性的方式維權。

高艷東認為，作為政府部門，關鍵是要建立起事前預防、事中預警、事后追責一整套完善的機制體系。要積極預防此類事件發生，就必須設置一些必要的預防性措施。如建立多層次的企業監管機制;建立企業欠薪保障基金機制。同時勞動部門要做好維權知識宣傳工作，確保務工者能夠正確運用法律武器。

“當拖欠工資事實發生，行政部門要第一時間了解情況并迅速啟動預警，主動介入解決經濟糾紛，避免引發后續極端事件。”高艷東說，若極端討薪行為已經產生，政府一方面要及時控制，防止事態的擴大化;另一方面要積極查清原因，保護合法利益，追究責任。

浙江社會科學院調研中心主任楊建華表示，司法程序上可以有所簡化，為弱勢人群提供便利。可根據務工人員的特殊情況，在行政上為其挖一條捷徑，引導討薪者走上法律之路。如當企業公司倒閉，清理資產時，優先考慮員工的拖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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