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現實意義

目前在我國全民經商早已成為潮流的一種，廣大人民群眾的商業思維也早已覺醒，以前相對陌生的提前消費也早已被普遍接受，雖然在美國的次貸危機中信貸消費遭到了普遍的詬病，但無可否認的是，這種消費方式在我國的消費結構中仍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也正因為如此，作為社會公平原則體現的個人破產制度的建立將對我國產生重大的影響。

(一)有助于構筑我國的破產制度體系，使其更具有合理性。

(二)有利于保障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有序健康發展。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確定，目前我國個人的商行為在全國遍地開花，各種個體經濟相繼建立，但由于其規模小、資金有限，個體經濟又很容易遭到市場競爭的淘汰。一旦這些個體企業被淘汰，其債權債務關系又無法按照法人破產程序予以消滅，導致近些年來暴力追債事件層出不窮。因此，如果在我國建立相關的個人破產制度，允許個人經營失敗之后在保留最基本的自由財產前提下進入破產程序，無疑有利于整個社會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

(三)有利于維護消費信貸，滿足社會發展需要。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為了恢復經濟、深化改革我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拉動內需的政策，同時為了鼓勵消費，開始允許銀行辦理個人消費貸款。一方面個人消費信貸的出現確實對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對金融危機之后經濟的恢復也有著良好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這種寅吃卯糧的做法也導致了個人負債的增加，容易產生市場的虛假繁榮，人們開始承受越來越重的債務負擔。個人破產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可以保證債務人留有生存必需的資金、生產資料，否則，一旦出現無法還貸的情況，其所有財產可能都會被依法變賣抵債。另一方面，破產的壓力也會使很大一部分自然人不敢惡意貸款消費，即使單純從名譽上考慮，被宣告破產對每個人來說都很可能會成為自身發展的阻礙因素之一。因此，可以說個人破產制度是個人信貸業務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

(四)順應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的趨勢。作為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全球化在進入21世紀以來獲得了更迅猛的發展，地球村的形成使各個國家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我國與國際經濟之間的聯系也日益加強，國際市場對我國的影響力日益加大，這由美國的次貸危機對我國造成的危害就可見一斑。經濟交流的不斷深入，各國之間經濟糾紛的不斷產生必然要求各個國家適用相同的法律制度。個人破產制度作為國際上重要的法律制度之一，理應成為我國破產法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是國家化趨勢，與世界成功接軌的必然結果。“一個有序的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法律體制的反映，個人破產制度的建立，能夠填補破產法在此處的空白，加強國際交往,使我國市場經濟進入國際化，與國際規則接軌。”

二、個人破產立法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一)個人經濟生活需要個人破產制度為之提供合理的市場退出渠道。當前市場經濟席卷全球，自然人和非法人主體對商事活動越來越深入的參與已是不可逆轉的潮流。當前我國個人的普遍商化已深入到社會各階層：我國農業產業化、現代化的進程同樣呈現這一趨勢，并得到了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如促進農地流轉集中、鼓勵規模化農業經營等。當農業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實現一定規模的經營后，這部分農業生產者、經營者必然會“蛻變”為較典型的主體。進入城鎮地區的農村富余勞動力由于自身及外在條件的限制，較難在法人組織體中謀求到穩定的正式職位，除各種臨時性、零散的工作機會外，很多還是要靠自我創業，成為個體工商戶等小規模商事主體。隨著國家對非公經濟主體支持力度的加大，必將有更多的自然人投身到市場經濟活動中從事商事經營活動。在個人全面商化背景下，若不為其提供有效的市場退出機制，必將影響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二)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日益密切融合需要與國際接軌的個人債務清償立法為之保駕護航為有效保護我國的國家、團體和個人在國際經濟生活中的合法權益，必須及時建立個人破產制度。其優勢在于：當位于中國境內的外國自然人及非法人組織資不抵債時，我國法院可根據國內債權人的申請宣告其破產，國內債權人能受到破產法的保護;外國自然人及非法人組織的境外財產可根據破產法全部劃入國內破產程序中的破產財產范圍，最大程度地保護國內債權人的利益;我國自然人及非法人組織在境外受到破產宣告，外國法院根據普及原則或與我國簽訂的司法協助協議，將破產效力擴展到我國，要求取得自然人及非法人組織的國內財產時，我國法院可以屬人主義對抗外國法院的屬地主義或普及主義，保護我國公民和組織的利益。

(三)自然災害頻發的客觀現實要求為自然人提供長期穩定的債權債務糾紛解決機制。我國為自然災害多發國家，近幾年更是地震、泥石流、大型洪水等巨災頻發。面對由此導致的群體性債務危機，國家一直傾向于用臨時政策取代正式立法，但其成效往往事倍功半。只有建立個人破產制度這一長期正式的制度，同時輔之以巨災保險等配套制度，才能及時疏導糾紛，保障經濟社會秩序的穩定和諧。我國執政黨和立法機關也已認識到在面對自然災害及其引發的群體性債務危機等負面后果時，長期、穩定的正式制度與臨時政策相比的優越之處，個人破產制度的受益者集中于社會中下階層。個人破產制度有助于減少其因債務糾紛給社會和諧穩定帶來的潛在威脅。及時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有利于減少并消除當前我國社會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暴力逼債、涉黑討債、自殘要債、搶先要債、霸道拒債、惡意逃債、消極避債、擇親還債等不良現象，有助于維持社會和諧穩定。

(四)我國已初步建立的較完備的個人破產配套制度為個人破產立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條件。個人征信體系初步形成。發達國家的破產立法經驗表明，個人破產制度并非僅僅是個人征信制度健全之后的產物，二者能夠相互彌補、相互促進。其次，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始于1982年國家的“七五”規劃，30余年來取得了長足發展，保障類型、覆蓋范圍、保障力度都有明顯改善，已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

(五)其他國家和地區尤其是我國臺灣和香港地區有豐富的立法資源和實踐經驗可資借鑒。

(六)彌補民事訴訟的不足。中國內地的民事訴訟案件很大程度上需要法院強制執行，因此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是可以彌補民事訴訟制度的不足，更好的維護債務人和債權人的權益，若債權人因債務人資不抵債而申請個人破產，法院經調查后就可以執行破產令，這能更有效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因為破產法屬于強制執行的范疇，具有不同于個別強制執行程序的獨特價值，主要表現在它可以在程序的進行中創制一些獨特的實體制度和程序規則，以適當改變破產程序開始之前既存的實體權利義務關系。

(七)是我國法制與國際接軌的要求，順應了法制國際化統一化的趨勢。加入WTO后，中國的市場經濟將進一步發展為國際經濟，在與對外交流中中國所給予的法律保障要與外國法律相互貫通。但就破產法方面而言，就要在適用范圍上制定相關個人破產制度。如果沒有建立個人破產制度，在現實的國際經濟活動中，將會出現一些很難處理的法律問題：在我國境內從事商品生產和經濟活動的外國自然人，如果一旦陷于無力清償到期債務的破產境地，我國法院能否依據當事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的申請宣告其破產?如果宣告其破產，則無法律依據;如不宣告其破產，則這部分外國自然人與以企業法人型態從事商品生產和經濟活動的外國商人，處于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得不到相同的保護。同理，如果我國公民以自然人型態在外國從事商品生產和經濟活動，如果其嚴重虧損且陷于無力清償境界，諸如此類矛盾和沖突，只有待到我國個人破產制度建立后才能予以明確合理的解決。

(八)破產制度發展到現代，原來不利于債務人的三大制度：破產有罪主義，破產懲戒主義和破產不免責主義已經被其對立面破產無罪主義，破產不懲戒主義和破產免責主義所取代。破產已經不單單維護債權人的利益，而是傾向于維護債務人的利益，大多債務人現在愿意申請破產大概也緣于此。它使這些債務人從因破產而傾家蕩產、負債累累中逃脫出來，為重新生活打開了亮窗。免責制度對推動個人破產制度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另外，破產法中的自由財產制度，即保留債務人的生活必需品并對這些必需品免于強制執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債務人生活的保障，是對其人格的尊重，也是破產制度文明的體現。我國也應該以此為依據，設立一套可以具體操作，可以執行的個人破產制度。

三、我國個人債權債務糾紛解決機制的現狀

首先是為彌補因個人破產制度缺失而導致的對債權人利益保護不周延等問題，最高人民法院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替代性制度和措施，主要包括：1、民事強制執行中的參與分配制度。但是，人民法院在實行參與分配制度時，應遵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223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第5條的規定，保留被執行人及其扶養家屬的生活必需品，以確保其生活之必需。其次限制高消費令。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7月1日頒布的《關于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的若干規定》第3條規定法院可以“限制高消費令”的形式禁止被執行人從事“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高消費行為”;第11條規定，被執行人若有違反上述規定，可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0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13條等處以拘留、罰款或追究刑事責任。再者高強度、專項性的民事執行措施。我國的司法執行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一直承擔著破產清算之功能。由于執行程序門檻低、效率相對較高，法院主動承擔了大量制度運行成本，吸引了大部分當事人通過執行程序解決債務糾紛。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更是提出全國法院系統應“會同公安、工商等部門，實行部門聯動和地區聯動，依法查處拒不執行、暴力抗拒執行等行為。完善信息管理系統，采取公開被執行人失信記錄、強制申報財產、限制被執行人出境等措施，敦促被執行人履行義務”。四是面對群體性債務危機時的“臨時政策”偏好。對突發性災難導致的大規模個人債務危機，我國一直傾向于用臨時政策取代正式立法。

四、現行破產法存在的問題

替代性制度和措施對彌補因個人破產制度缺位而引致的體制弊端和保護債權人合法權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均不能從根本上取代個人破產制度。具體而言：(一)普通個人破產替代性制度的缺陷。所謂普通個人破產替代性制度是指參與分配制度以外的其他替代性制度和措施。這些制度和措施由于在實施目的和程序設計上的先天缺陷，使其很難承擔起替代個人破產制度的作用。原因有，首先，《關于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的若干規定》內容過于簡單。其賦予法院對債務人的信息公開權和行政、刑事處罰權，“對確有隱匿財產者固然是有力約束，但對確無財產者，這些措施將給其貼上‘逃債者’或‘失敗者’的羞辱標志，不問原因地使其尊嚴受損并削弱其繼續努力工作的動力”。而且實踐中各級法院簽發的“限制高消費令”未能實現對被執行人的有效監督，我國以現金消費為主之現狀使法院和利害關系人都無法有效監督被執行人消費。其次，高強度、專項性的民事執行也屢遭非議，即使采取設定“執行年”、啟動法院執行信息查詢中心等積極措施，仍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同時這些措施自身的合法性、給債務人權利造成的影響的正當性也有待商榷。再者，債務核銷、延期等僅為臨時性內部解決甚至是緩和措施，并未真正消除債務。同時臨時政策的債務豁免僅限于向銀行舉債者而不包括其他類型債務人，顯失公平。

(二)參與分配制度不能完全取代個人破產制度。由于普通個人破產替代性制度無法真正實現個人破產的制度功能，那么被理論界和實務界寄予厚望的民事強制執行中的參與分配制度是否可以完全替代個人破產制度，對此，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1、申請參與分配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債權人要申請參與第三人已開始的針對債務人的執行程序，首先須知悉該程序的存在及進度，其次須知悉債務人資不抵債。但目前除上市公司外其他市場主體并無公開財務狀況之法定義務。法院、申請執行人、被執行人亦無通知其他債權人的義務。當前社會經濟關系復雜，一個債權人可能有多個債務人，出于時間、精力、成本、距離等限制，在相關主體沒有公開告知義務的情況下很難及時跟進每個債務人的最新情況，尤其是債務人惡意隱瞞、欺詐時。盡管強制執行程序不能消滅被執行人的主體資格，但本已資不抵債的債務人經執行后償債能力將進一步削弱，使得債權人獲償無望，從而導致債權人之間的不公平。2、參與分配主體范圍過窄。有權申請參與分配的僅限于已取得執行根據或已起訴的債權人，這至少對以下類型的債權人不公平：其一是已申請仲裁的債權人，其與已起訴債權人應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同樣有權申請參與分配。其二是債權已到期但未起訴的債權人，其權利與已起訴債權人的權利無本質區別。盡管其得知資不抵債的債務人被強制執行后可馬上起訴以參與分配，但由于信息獲取困難，加之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對起訴有七天審查期，當其收到立案通知書申請參與分配時，執行程序可能已結束。其三是債權未到期的債權人，盡管其可在到期后向債務人求償，但經強制執行后的債務人償債能力往往已大不如前。3、參與分配的申請期限不科學。按現有規定，強制執行程序結束前，債權人可隨時申請參與分配，法院需隨新債權人的不斷加入而不斷重新制作分配表、調整分配額，執行效率會大打折扣。4、參與分配的客體范圍過窄。參與分配的客體只能是以申請執行人的債權額為限的該執行程序所涉及的已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執行程序未涉及的債務人財產不能超額分配。其他債權人未獲清償部分只能另行起訴，不符合效率原則。5、缺乏必要的債務人財產維護及保障措施。被執行人為規避執行，可能有隱匿或私分財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債務、放棄債權等侵害債權人利益的行為。而根據參與分配制度，申請執行人、參與分配債權人、法院都無法阻止上述行為，也無法申請、宣告其無效或可撤銷。6、參與分配制度的立法位階較低。自然人及非法人組織是現代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體，調整其資不抵債所生糾紛的立法在任何國家都應為基礎立法，應由最高立法部門制定。而我國的參與分配制度由最高審判機關以司法解釋形式建立，立法位階較低，效力層級上難與最高立法機關的立法比肩。7、參與分配制度的理論研究與體系建設尚不完備。個人破產制度在國外不僅立法、實踐經驗豐富，針對制度上的缺陷和實踐催生的問題都有大量研究成果持續及時跟進。具體制度不斷改進，與經濟社會發展同步，真正發揮法律作為社會糾紛最終解決機制和社會生活最有力保障的功能。反觀參與分配制度，立法機關本就將其定位為在更完善的立法出臺前，作為回應理論批判和緩解現狀的權宜之計，因而制度設計較粗糙，相關理論準備亦明顯不足。8、參與分配制度的功能發揮受到諸多限制。參與分配制度的缺陷大多是其固有缺陷，在該制度范圍內很難根除。而個人破產制度對這些問題都有相應的解決措施：破產程序啟動后首先要公告，這就解決了債權人的信息獲取困難的問題;參與破產分配的主體包括所有具有合法債權的主體而無論其起訴與否、債權到期與否，這就解決了主體范圍問題;破產制度規定了債權申報期限，未在該輪破產分配申報期限內申報的債權人只能申報下一輪分配，這就提高了程序效率;破產分配客體為債務人全部已知財產，確保了債權的最大化實現;破產制度規定了破產無效行為、破產撤銷權等債務人責任財產的維護及增加保障措施;誠信債務人可通過破產程序一次性了結全部債權債務關系、擺脫債務枷鎖。9、參與分配制度的社會接受程度較差。就債權人而言，由于參與分配制度與個人破產制度在申請條件、參與主體范圍、申請期限、分配客體、對債務人責任財產的維護及增加保障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債權人肯定選擇對其限制更少、保障更有力、債權實現程度更大的個人破產制度。就債務人而言，盡管參與分配制度僅分配其特定部分財產，但資不抵債的債務人最終還是要以全部財產償債，參與分配制度只會使其在多個強制執行程序間疲于奔命，遠不如一次性破產程序省時省力。加上破產程序給予的擺脫枷鎖、東山再起之誘惑，誠信的債務人更會傾向于選擇破產制度。

(三)我國還沒有建立完善的物權制度。雖然新的物權法頒布了，但是物權制度的落實也不是物權法一頒布就能解決的。在債務人需要破產清算時，需要明確區分自己的財產和他人的財產，界定破產財產的范圍和破產債權的范圍。但是在經營過程中自己的財產與公司企業財產不分、個人財產和家庭財產不分的現象很突出，因此這一范圍并不好界定。在破產程序開始后，需要以物權制度進行拍賣、抵償、分配財產，清償債權的行為才能依法進行。通過個人財產登記制度，能夠劃清個人財產與家庭財產的界限，使得破產管理人能夠迅速、清楚地管理破產人的財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破產人通過非法手段隱匿、轉移財產。個人財產登記制度、儲蓄實名制等制度的沒有建立或不夠完善，是我國實行個人破產制度的首要障礙。所以物權制度的完善很有必要。

(四)我國個人信用體制和社會保障系統不健全。正是因為立法部門擔心可能造成有人利用破產程序逃債的問題，因此，個人破產法的立法就此擱置下來。我們需要制定并完善關于征信數據開放和規范使用征信數據的法律法規,建立健全信用數據查詢體制。比如個人儲蓄存款實名制。通過存款實名制，破產管理人可以掌握破產人的財務狀況，了解破產人的資金流動情況;通過銀行聯網，有利于銀行查清破產人的信用信息。還需要加快建立社會誠信信息系統.建立公共性的“資信信息網”，對于每個人的信用建立檔案，以便在交易的時候能查到準確的信息。對于有破產紀錄的人，與之交易時會讓當事人多一份謹慎，限制破產人的商事行為，以便促進社會誠信的建立。但是現階段我國的個人信用體制還未做到全國聯網，實現個人信用查詢的制度不健全，這也妨礙了個人破產制度的確立。同時，沒有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應破產引發的社會負擔難以消解。由于破產人破產后受到限制，僅依其有限的自由財產，難以走出困境，這就需要國家發揮社會保障功能，對其基本生活予以保證。有學者認為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不便于推行個人破產制度，因為與破產人相比，貧困地區的部分人口一直在破產狀態生存。如果實行個人破產制度就會在這些地區產生大量的自動破產的農民。解決經濟落后的方法是發展生產，個人破產制度沒有這樣的功能。雖然在有嚴格限制條件的個人破產制度下，沒人會樂意破產的，但是在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情況下，不應排除有些人惡意破產的可能。

(五)社會觀念的滯后。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不讓債務人"傾家蕩產"，讓誠實而又不幸的失敗者有從新開始的可能，也讓不適合競爭的人及時地退出。因為市場經濟有生就有死，讓能生的就生，讓該死的就死，這才是符合市場規則的。這里要有寬容和理解，但是由于開始市場經濟的時間還不長，人們對于個人破產者“有限責任”地退出觀念還未形成。

五、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構想

建立我國的個人破產制度，必須研究并借鑒各先進國家的成功經驗，當然在參考他國經驗的同時還應當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和實踐經驗，從而建立一套合理的適合我國發展情況的個人破產制度。

(一)設置必要的前置程序。必要的前置程序是對個人破產制度的適用進行有效過濾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在債務人表達和解意愿后賦予債權人充分的信息知情權，以增強其庭外和解的動力。我國個人破產制度建立時亦應充分重視前置程序的作用，以減輕審判機關的負擔。此外，還應賦予和解協議較強的法律效力，并優先適用簡易程序。與法人破產相比，個人破產一般債權人人數較少、債權債務關系簡單，故可適度簡化的程序環節。當然適用簡化程序也存在例外情形，當特定個人破產案件債權數額、債權人人數、債權債務關系等達到一定復雜程度時，則應參照適用一般破產程序。

(二)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個人破產制度。首先是自由財產制度。自由財產制度是個人破產產所特有的一個制度，法人破產中并沒有這種規定。構建自由財產制度最重要的一點是如何確定債務人自由財產的范圍，參考他國經驗，筆者認為，應該包括以下方面：第一，自由財產應包括保證破產人和其家庭基本生活條件的必需品以及破產人從事生產所必要的財產。如此，既可以保證債務人的基本生存又可以為破產人將來的復興保留一定的可能性。第二，自由財產還應包括對其有特殊意義的物品，主要是精神方面的財產。這類財產對債務人更多的是一種紀念意義，并沒有太大的財產價值，將其納入破產財產毫無意義，但是，如果這部分財產價值較高，應該列入破產財產的范圍而予以變賣。其次是破產免責制度。作為個人破產制度另一個所特有的制度，破產免責制度的功能主要在于鼓勵破產人在破產后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積極性。法人由于破產之后經濟主體資格消滅并不存在免責的問題，只有自然人，即使宣告破產也不會喪失其民事主體的資格，還會以社會主體的身份參與社會生活取得一定的財產。破產免責制度就是針對部分財產而設計的，說白了就是對那些經過破產程序后仍不能清償的債務是否可以以未來取得的財產清償的問題。在新的個人破產法中應建立相應的破產免責制度，規定一個免責期限，以鼓勵債務人重新發展，謀求復興，為社會創造新的財富。再者是人格破產制度。人格破產制度一方面對我國社會信用的建設將起到巨大的作用，在社會交易過程中，交易雙方不需要浪費大量的時間去調查對方的信用到底怎么樣，一旦發現對方處于失權的狀態，那么顯然其信譽是有瑕疵的，從而節省了雙方寶貴的時間精力;另一方面，個人失權制度也會對經營者產生威懾，迫使其改善經營，努力管理好各自的財產，否則，一旦破產受到失權制度的制裁，其人格、信譽都將得到限制。

(三)規制個人破產制度的主體。我國個人破產立法宜采商個人破產模式。筆者認為，從我國現實情況和需要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人們參與商事活動的增多，出現了很多性質模糊、難以清晰界定商事、民事抑或其他法律性質的行為，農村居民應暫不納入我國個人破產制度規制的主體范圍。農村居民的收入結構、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等具有中國特色的權利制度、農村居民權利的特殊保護等問題對個人破產制度的構建沒有實質性影響，因此在破產主體適用和具體制度設計上不應對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進行區別對待。首先農村居民的生產經營所得很難計算。農業生產經營者大多以現金收支且沒有建立規范的賬目，農業生產周期長、市場價格變動頻繁、風險多，很難形成較穩定的收入水平預期。外出打工者大多從事非正式工作甚至是打零工，往往是按天結算工資，更無穩定收入預期可言，因此極難衡量債務人是否將不能償還到期債務，而債務人是否將不能償還到期債務是衡量是否適用破產重整等個人破產程序的主要標準，可以說，農村居民目前適用個人破產程序存在實際操作標準的難以確定性。其次是農村居民個人收入和財產構成與家庭收入和財產構成之間很難進行明確界分，農村居民財產中很多是以家庭為單位享有的，如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在村集體及其所辦經濟實體中的股份等。所得收入很多也以家庭為單位分配和收取，如承包土地經營所得、征地補償費用、村集體及其所辦經濟實體的分紅等。這就導致在適用個人破產程序清算和分配時很難將個人財產與家庭其他成員財產區分開來。再者是農村居民適用個人破產程序與現有立法及政策存在重大沖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相關農業立法的規定，作為農村居民財產和收入主要來源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轉要受農業用途、審批、村集體及村集體其他成員的同意等多方面限制，且不說債權人是否愿意接受以受限制頗多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抵償債務，即使其同意，變現權利的經濟價值的過程也要經過諸多繁雜程序，極易違反我國農業用地和農村建設土地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規，且缺乏有效、權威的定價標準。但若將承包地和宅基地列為自由財產，大部分農民將“無產可破”，對債權人明顯不公。四是農村居民在失權和復權制度適用上存在明顯困難。失權和復權制度是個人破產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適用個人破產程序的農村居民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的資格是否要納入失權范圍，這兩項權利皆為農村居民安身立命之本，如果納入失權范圍，本已經歷了破產程序的農村居民甚至其家庭可以說基本失去了生存的希望。另外復權后如何重新取得承包土地和宅基地均涉及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自治權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的固化等一系列目前在立法、理論和實踐中的敏感問題，理論和制度構建難度極大。此外，我國有關“三農”領域的政策、制度尤其是農村的土地政策在近年來的調整和變化幅度較大，遠未定型。從中央到地方都在進行各種創新和試驗，農村居民財產尤其是土地財產權的政策和立法還在不斷變更。在這一背景下，很難制定適宜的農村居民適用個人破產制度的財產評估和清償統一規則，即使勉強制定出來也難逃不斷修改的命運，會嚴重影響立法的權威性和穩定性，不利于社會對法律形成合理的預期。

(四)創設嚴格的失權和復權制度。破產失權制度是個人破產制度經現代人權思想洗禮后保留的為數不多的能體現破產懲戒主義的制度之一。由于破產人的破產無疑會給債權人和社會造成一定損害，因此對其進行適度的懲戒符合公平原則，也是對其必要的警醒。失權表現為一定期限內對其各種公法、私法權利和資格的限制。個人破產失權制度應借鑒我國香港地區的立法，同時限制破產人的身份資格和日常行為，且限制范圍應更寬、限制時間應更長。復權制度是指破產人已按債務清償計劃完成清償、剩余債務被免除或失權期限已滿，對其權利、資格、行為的限制被解除。破產人不能終身失權，否則有失人道主義精神，亦不利于破產人重新振作和積極償還債務。關于復權的時間點即失權期限，我國立法宜采當然復權為主、申請復權為輔模式。

(五)設立較高的個人破產申請門檻。在我國個人破產制度創立初期，應考慮到我國的信用體系建設仍在起步階段、社會誠信環境有待強化、個人債權債務糾紛數量龐大、司法系統未完全做好應對準備等實際情況，設立較高、較嚴格的申請門檻以防止個人破產制度被濫用。當前國內亦有其他學者持這一觀點，認為應規定只有在個人經濟狀況出現如失業或收入大幅減少、本人或家庭成員因重大疾病需花費高昂的醫療費用、遭受重大不幸而部分或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等重大變故而無力按期償還債務時，方可申請破產。筆者認為應對較高的個人破產申請門檻作進一步細化，設立較窄的可申請個人破產的債務類型范圍。我國立法時從國情和制度需要出發，規定一個以普通債務為主的較窄的可申請破產債務類型范圍。在此基礎上設置較高的可申請個人破產債務數額門檻。這可有效防止破產案件短期內暴增給社會帶來的沖擊和給審判機構帶來的負擔，也可防止破產程序被濫用。實際上小額債務人完全可通過申請援助、與債權人協商等多種渠道解決問題，并不非要申請破產。與此同時要設置較低的可申請個人破產的收入水平門檻。基于我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具體收入標準宜由各地根據實際情況調整。

(六)建立健全與個人破產相關的社會福利體系。應盡快建立健全一系列幫助破產個人維持生存、重新進入社會和市場的福利措施。設立專門的培訓課程，包括對因生產經營不善而破產者的經營管理知識培訓課程、各種勞動技能培訓課程、創業培訓課程等。相關培訓機構及工作人員的支出應主要由國家財政補貼，參加者可免學費或只繳納極低費用。培訓以自愿參與為原則，但破產審理法庭有權根據情況發布強制令，要求破產人參與培訓。對因破產而導致失業、就業困難者，綜合其各方面表現，如誠信程度、執行債務重整或和解方案時的表現、參與培訓的積極度和培訓考試成績等，在有就業機會時由社會福利機構給予其一定的優先推薦機會。對破產人在破產考驗期間的生產經營和破產程序結束后的重新創業，社會福利機構應指派或聘請相關專業人員持續定期上門探訪，了解其生產經營情況，為其提供專業指導，并為其建立專門檔案。對誠信的、積極尋求重生機會的破產人，應由社會福利機構提供或由社會福利機構向相關機構推薦為其提供一定的經濟優惠措施，建立專門的為破產人提供心理輔導和反歧視投訴的機構，幫助破產人自身和社會擺脫對破產者的不正確看法，消除破產人的心理陰影和社會對破產者的不合理歧視行為。進一步提高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和保障水平。盡早實現個人社會保障的全面覆蓋。當前我國社會保障尤其是社會保險在參與原則上仍實行區別對待，仍未實現全面覆蓋，這部分主體在陷入破產危機時將無法獲得社會保障。未來立法應盡可能擴大強制參保人員范圍、制定更多優惠措施，吸引更多個人參保，盡早實現全面覆蓋。進一步提高保障水平。盡管現今社會保障水平總體相比過去已大幅提高，但仍未能完全與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保障水平有待提高。者的基本生活，更難以支持其重新進入社會和市場。國家財政需要加大對包括低保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對曾有過破產清算、和解、重整記錄的個人采取強制參保制度，防范其再次陷入破產危機。

(七)建立和完善司法系統與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系統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機制。通過建立司法系統與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系統間的信息交流與共享機制，可以及時分享新增破產人員名單、已破產人員享受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情況、破產期間的個人行為和生產經營情況方面的信息。其作用在于一方面可以對破產人員予以及時保障;另一方面則可對破產者的不合理、不合法行為進行及時糾正、懲戒與震懾。建立個人財產登記申報制度，加快并完善個人信用體系。個人由于和家庭聯系過密，造成查清個人的財產的難度較大，因此，如果沒有相關制度掌握這種變化，會造成個人利用破產來逃避債務的可乘之機。根據我國國情，我國個人信用體系構建的模式應當以市場運作為方向，采取政府推動與市場運作相結合的模式。個人信用登記制度是個人信用體系建立的關鍵，其本身的設立和完善必須包括這兩個方面：征信數據的開放和個人信用數據庫經營模式的確立。就我國目前情況而言，最好是先考慮到地區差別的影響，根據不同地區制定不同的政策，從地方到中央，層層深入，逐步完善我國個人信用體系。并結合我國的信用體系情況、社會經濟收入情況和社會心理等方面，確定范圍的寬窄。并且應當考慮到生活水平變動帶來的變化，根據實際情況作出一定的變動，使之更加人性化。為了實現法律的正義與公平，有必要在最低限度內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針對我國司法環境不佳，干擾因素較大這種情況，應該盡可能的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

結語

我國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既是當前國內經濟環境的需要，也是我國緊跟世界步伐的表現，避免國際經濟活動中遭遇制度上沖突的要求。我國當前市場經濟的參與程度甚為普遍，已經不僅僅是單純的商人，同時普通的自然人也廣泛的參與到市場經濟活動當中，因而，在構建個人破產制度時必然的要選擇一般個人破產主義，將商自然人和普通自然人都納入到個人破產制度的保護范疇內，這同時也是建設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個人破產制度不僅規定了如何解決債權人當前的債權，也致力于為債權人債權的繼續追償，債務人如何從沉重的債務中得以解放，并走向一條重生之路做出必要的安排。這不僅突出了立法上的前瞻性，也體現了個人破產制度對人權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