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方面,我國1986年頒布了適用于國有企業破產的一般性法律規范《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明確“破產企業所欠職工工資和勞動保險費用”按第一順序清償,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企業破產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中,把“職工解除勞動合同補償金”和“職工集資款”也列為第一順序清償;200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簡稱“新《破產法》”),明確列入第一順序清償的包括“破產人所欠職工的工資和醫療、傷殘補助、撫恤費用,所欠的應當劃入職工個人賬戶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費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支付給職工的補償金”。而關于用于清償的破產財產,則扣除了優先受償的債權。
政策方面,國務院從1994年開始陸續發布了一些行政規范,包括《關于在若干城市試行國有企業破產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發[1994]59號)、《關于在若干城市試行國有企業兼并破產和職工再就業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國發[1997]10號),1996年國家經貿委、中國人民銀行也發布了《關于試行國有企業兼并破產中若干問題的通知》(國經貿企[1996]492號),對依照這些規范進入破產的企業(我們一般稱“政策性破產”)的職工安置給出了超越法律規范的特殊優惠,在用于清償的破產財產上明確土地使用權必須首先用于解決職工安置問題,甚至已抵押的土地所有權變現也可以用于償付職工安置費,并將職工住房及其它社會性資產如幼兒園等排除在破產財產之外;而實際清償的范圍和標準也有所突破。自2007年6月1日起開始施行的新《破產法》依然為政策性破產留出了空間,規定在該法施行前國務院規定的期限和范圍內的國有企業實施破產的特殊事宜,按照國務院有關規定辦理。
法律與政策的交織,給國有企業破產案件的審判實踐帶來了困擾,適用法律法規以及政策的難度進一步加大。一是法院在破產程序中的主導地位被嚴重削弱。審判實踐中,法院既要適用破產法律法規,還要遵照國務院、國務院各部門甚至當地地方政府的一些特殊規定,尤其是職工安置上基本只能跟著政策走,大大增加了破產案件的審理難度。二是國有破產企業職工實際安置困難。由于國有企業歷史包袱沉重,破產時一般都嚴重資不抵債,而政策對清償范圍的擴大和清償標準的提高又造成第一順序分配數額無限膨脹,職工內債數量大,即使犧牲其他債權人的利益也難以得到有效安置,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群體上訪事件,影響社會穩定。三是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很難得到有效保護。審判實踐中,企業被設定了抵押的財產也往往被用來安置職工,大量犧牲債權人的利益導致法律也失去了應有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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