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權責任法應激活對人格性憲法權利的保護

10月27日召開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開始第三次審議侵權責任法草案。如不出意外，經過三審的侵權責任法草案法將于明年三月提交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表決通過成為正式法律。

侵權責任法作為民法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民事基本法律，在我的眼中，它不僅僅是民事權利的保護法、救濟法，更重要的是，它應該成為一部激活人格性憲法權利的偉大法律。

由于歷史的局限，大部分人格權益在我國憲法上均有所體現，譬如《憲法》中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35條)，宗教信仰自由(第36條)、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第37、38條)、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第40條)、婚姻自由(第49條)等等，但這些權利除了極少數如婚姻自由在《婚姻法》中有規定外，大部分在民法中尚無規定，也就是說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所保護的利益并未在民法上具體化。

由于我國繼承大陸法系的傳統，公法私法涇渭分明，作為公法的憲法不能當然地適用于私法領域，在民法中沒有具體規定的憲法權利，司法機關不能直接適用或引用憲法條文作為判決的依據。因此憲法中所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在遇到侵害時，只能尋求公法的救濟。而公法救濟中的立法監督、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國家賠償等措施，對保護人格利益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主要針對來自公權力侵害，同時具有救濟手段的有限性、時間上的滯后性、保護內容的單一性，并不足以保護人格利益免受侵害。

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不獨掌握國家權力的機關對個人的權利構成直接的威脅，而且強有力的團體、協會、壟斷企業等“社會實力者”對個人權利的侵害之勢也日趨嚴重，雖然他們在性質上不屬于國家機關，但個人在面對這些組織侵害時所借助的手段和能力與侵害者相比，依然是不對稱的。

假如移動公司無正當理由終止為某位公民服務，嚴重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權，公民卻無法通過訴訟來維權，能選擇的救濟措施只有投訴、舉報，但顯然這些救濟手段是遠遠不夠的。

類似侵害人格權的案件，不可能依賴刑法、行政法來解決，因為移動公司不是行政機關、而大部分侵權案件又達不到刑事立案的標準。缺乏民事法律的救濟，必然使人格性憲法權利在保護方面出現保護的漏洞和空白。媒體報道過的北京李新愛和廣東郭澤軍曾就移動公司終止服務多次投訴無果后，遂起訴中國移動侵犯通信自由權，但結果就分別被法院以缺乏法律依據拒絕受理和以不構成侵權駁回起訴。

解決辦法有二：其一，憲法司法化，即法院把憲法作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曾經在2001年6月作出過《關于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的司法解釋，這被認為是一次“憲法司法化“的嘗試，但由此引發巨大的爭議致使該司法解釋以后再也未被適用過。最高人民法院更是在2008年12月偷偷地以“已停止適用”為理由廢止了該規定。(法釋〔2008〕15號)其二，對憲法權利在民法中具體化。因為民事立法往往需要漫長的過程，同時人格權利體系具有開放性，所以對所有的人格權進行具體化也是不現實的。

憲法確立的公民基本權利是人所應當享有的基本人權，是人作為人所應當具備的權利。而凡法不禁止者即為民眾之權利和自由，只要是人格權或者是人格利益，法律都應予以保護。當公法上的救濟已經窮盡或失去效力時，必須考慮使用私法救濟來解決問題，尤其是侵權請求權對人格權的保護具有特別重要意義。“侵權行為法對人格權的保護涉及了作為個體的人的一切方面，即人的身體健康、尊嚴和獲得社會尊重的權利，”法學家Lete?del?Rio教授曾說，“侵權行為法對人格權的保護確保我們能夠充分享受自我”?。民事救濟對于權利人損害的恢復有著獨特的作用和功能，民事救濟對權利的保護有其特殊的優越性，為完善對權利人的保護計，應當承認對人格性憲法權利可以采用民事救濟方法即適用侵權行為法。

法律的生命在于對社會生活的調整，在公私法之間人為制造的鴻溝是毫無意義的，目前立法必須打破傳統的觀念束縛，使人格性憲法權利獲得民事救濟，以實現對人格利益的充分保護。我們期待侵權責任法能真正成為維護公民憲法權利的利劍。

以上內容就是相關的回答，我們每個人的合法權利都是受到國家保護的，侵權責任法作為民法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民事基本法律，當我們被他人侵權之后可以去法院申請保護。如果您還有其他法律問題的可以咨詢律霸網相關律師。